高科技军阀 第254节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为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为了唤醒民众的宪政意识，湖南大公报还专门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战乱的日子里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识界，已经有了“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终于使湖南的筹备制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而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如今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麻烦，是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和论战，在战事结束之后，便开始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时蔡元培便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凯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的支持。而在这一次“驱除张唐”的战争结束后，由省政府出面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作为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象梁启超、王正廷（法学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人，全都位列委员之列。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上是很不错的。其长处在于：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处处都是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之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其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害怕学者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听了梁启超的评价，一些学者纷纷鼓起掌来。


第一百九十八章 教育兴国当如是


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宪的要求后，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研究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能够出世，与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一系的学者的理论支持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屡次反省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乱局，将其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制约袁世凯的野心和独裁，而不惜牺牲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利平衡，为了防止“总***裁”而导致了“议会独裁”。梁启超的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与湖南宪法起草委员会众学者之间良好的师友关系，因而得以贯彻在了《湖南自治宪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启超刚才评价的那样，现在的这部宪法草案，实在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草案不但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

“既然卓如都如此说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宪法审查会通过。”一位学者说道。

“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那我就来告诉瀚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稣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对，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总是很小的。现在的南宁，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

“是这样，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听了对方的话，杨朔铭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其一，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其二，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其三，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德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民族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旧教育的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随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脱不了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的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般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馆，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