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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 第360节


对于日本代表团来说,长达九个月的巴黎和会简直就是地狱。

当然,日本人其实并不孤独,他们还有意大利人可以做伴。

意大利人不被当回事,是因为他们实力虚弱,加上在战场上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而日本人不被当回事,则完全是因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得罪了所有的西方列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身为协约国主要成员的日本,却仍是一副“不作为”的姿态,并背地里小动作不断,不但完全抢占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而且两度进攻中国,试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吞并中国,但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会遭到难以想象的失败,并进而在巴黎和会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难堪。

“总长,北京来电。”中国代表魏宸组来到了顾维钧身边坐下,悄悄的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他,“日本东京发生了政变。”

“难怪这老小子脸色这么难看。”顾维钧不动声色的看了看牧野伸显,将电报打开,飞快地阅读了起来。

“可惜今天就签字了,要不然,再拖几天的话,咱们还可以从他们的石头里榨点油出来。”魏宸组小声说道。

“算了,咱们也不能太贪了,见好就收吧。”顾维钧看完电报后,点了点头,将电报收好,他看了看周围的各国代表们,目光刚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目光相碰,威尔逊向他露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让顾维钧的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充分利用中国战胜国的地位和有美国帮助的有利条件,同美国结成了同盟,在各个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终于同西方列强达成了一系列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协议,并将这些协议具体体现在了即将签署的对德和约中。


第二百八十一章 据理力争


顾维钧现在还得记,当自己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时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虽然已经很晚,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荷、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送行者翘首以盼,期待着外交总长顾维钧能够透露一下和谈使命。然而却迟迟不见代表团成员的身影,在列车将要开出半个小时前,顾维钧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现在了车站。出人意料的是,顾维钧对出使使命一事丝毫没有言及,仅与同僚故旧们寒暄,表现得相当的低调。对问及何以姗姗来迟,他的回答却是在边防督办府耽搁了一些时间。

顾维钧的低调绝不仅仅因为其温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顾维钧从事外交多年,对此中的感触,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国虽然获得了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但西方列强当中真正对中国友好的只有美国,而美国的支持能达到何种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谨言。

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顾维钧之所以在边防督办府停留了那么久的真正原因。

而让送行者们感到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顾维钧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外交部对外界的解释,则是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而当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当中的隐情。

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为了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内田康哉则表示:“俟大会对德交涉清楚之后,当按照前议交还中国,请勿听西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顾维钧对内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日本军方坚决反对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谈判和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此时的他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回答说:“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可就具体事项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与德国交涉,然后再按照中日两国休战时订立的协议,将台湾转交给中国。对此,顾维钧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这次会谈中,顾维钧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是否提交巴黎和会与日本商议,因而为此后中日双方在和会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在离开东京之后,顾维钧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并乘火车横穿北美大陆,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进行了多次会晤,两人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顾维钧对威尔逊提出的《公正与和平》十四点建议非常赞许,表示将全力支持威尔逊的和平主张。

威尔逊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归为四点: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尔逊认为组成“社会体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转变的,其观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克服固有的缺点而日臻高尚完善,人类社会也将藉此走向文明。第二、战争可以避免。威尔逊认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达成谅解,用和平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各自的矛盾”,而作为国家政权操纵者的政府官员则可以良好的协调这种意愿,从而化解矛盾。第三、利益可以调和。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可以用合作与协调为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矛盾,规避冲突和战争,从而实现“集体安全”。第四:建立国际组织,保卫世界和平。威尔逊倡导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矛盾,而是实现这一合作的途径和渠道就是联合的国际组织,用“集体安全”来替代早先大国间的均势。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威尔逊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颠覆性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他首次否认了大国之间扩张军力的理性,并对大国之间的军事扩张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强烈的抨击。他的观点对于世界格局影响巨大,但是其学说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国家之间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其所提出的人性改造本身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宗教、民族、地域、血统等等的复杂因素会使得人的修养的认识造成偏差,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任便无从谈起;此外其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过于理想化,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而这种基础的摩擦并没有一个组织来约束,相关的国际法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贯彻。国家之间必然会产生不信任而导致分歧,而此时他一力倡导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当然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制这种分歧,这样的国际组织必然会产生分裂。

威尔逊的政治理论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其本身的致命缺陷和过于前卫使他的政治前途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政策在国会两院中的巨大影响,鼠目寸光的两院议员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威尔逊提出的包括美国加入国联等一系列使美国跨入世界支配大国行列的议案,并且无知的将国际联盟同欧洲古老而落后的“神圣同盟”相提并论,也使其在政府内部遭到深深的质疑。同时在国际上,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被很多政治家质疑。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仍然让他对巴黎和会充满了希望。

在结束了同威尔逊的会谈后,中美代表团一起出发,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顾维钧一行和美国代表团一道抵达巴黎。此时,距和会开幕只有6天时间了。

和会开幕在即,中美代表团都满怀期望,顾维钧等人期望在和会上达到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给中国的发展解除枷锁,让中国富强起来,而威尔逊则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使美国走上时代的潮头,使美国能够担负起维护“集体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责任。但到达巴黎之后,威尔逊和顾维钧都惊讶的发现,好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顾维钧曾获知中国将有5个代表名额。但抵达巴黎以后得到的通知却只有3个名额,让顾维钧震怒不已。

按照中国参战时英法等国的许诺,中国是和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美、日、意等国并列的大国,英法等国根据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将协约国集团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每国5席;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指的是在战争中提供过有效助益的国家,每国3席;第三类是协约国阵营中对德绝交的国家,每国2席。按照这种原则,向欧洲提供了上百万军队和劳工并为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理所当然的应该列入第一类国家,拥有5个席位,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3席了呢?

原本指望英法等国兑现中国参战时的承诺,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的支持,达到“废约”的目的。但现在竟然在关乎中国国际地位的席位名额上就先出了问题,顾维钧的失望与震惊可想而知。

这一切,是英国和法国两个欧洲老牌列强在捣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彻底战败,英法两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美国和中国却变得强大起来,这一情况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担忧,而日本为了削弱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其代表积极暗中游说其他大国,极尽诋毁诬蔑之能事。日本人的建议得到了反感中国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支持。在一次西方各国代表参加的茶话会上,克里孟梭以东道主的身份提出此项建议,得到了其它欧洲国家的同意,中国的代表名额也就从5席变成了3席。

在代表名额上,欧洲列强对中国正当权益的公然践踏,已经显露出此次和会恃强凌弱的本性。但顾维钧还是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扬的“世界公理”抱有很大的希望。为了增加中国的代表席位,顾维钧和同僚们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顾维钧先向美国代表团表示了增加席位的决心,得到了威尔逊的支持。顾维钧随后亲自拜访法国外长毕勋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由于克里孟梭的糟糕态度,谈话不欢而散。被激怒的顾维钧取消了中国政府原定的给克里孟梭授勋,并随后向英法美意四国发去了书面声明,表示在席位问题上决不让步,如果不同意增加席位,中国将退出巴黎和会。

顾维钧给北京政府发去了电报,北京政府对和谈期望甚高,不同意退出大会,回电指示席位问题可以让步,力争达成废约目的为主。但顾维钧等人都认为,席位减少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蔑视,危害极大,绝不可以让步。在公函发出后两天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顾维钧等中国代表一度准备动身回国。

威尔逊得知中国准备退出和会后,对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恳切挽留。威尔逊明白英法两国的算盘,是打算借削弱中国地位之机孤立美国,中国退出和会将使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并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利益。威尔逊随后亲自出面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谈话,表明了美国同情中国的立场,并指出如果因这席位问题导致中国退出和会,很可能会导致和会最终流产。因为中国是协约国当中对战争贡献极大的国家,中国的遭遇将会给其它协约国成员国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威尔逊的协调下,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两头老狐狸最终很不情愿的改变了主意,中国代表团增加席位的努力取得了胜利。

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后,顾维钧等人在会上提出中国全面废除和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直接收回台湾的要求(他已经知道了席位问题有日本人一腿在里面)日本代表团得知后,竟然向大会通报,中日两国已经私下秘密签署了“台湾问题”的换文,以此阻止顾维钧等人主动提出台湾问题的要求。到此时顾维钧已经彻底看清了日本在和会上搅混水的意图。

1921年12月28日,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要求直接废除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正义主张,同时对英法美等盟国在战争时期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表达了诚挚的感谢。顾维钧的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代表团的呼吁,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国际舆论的支持,一下子使中国在和会谈判当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第二百八十二章 分赃不成又如何


由于对中国代表团的成功毫无准备,日本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西园寺公望不得不称病回避了这次会议,而让日本代表团自行决定赴会人选,在会议上随后出现了日本军方代表拒绝出席、主要谈判代表牧野伸显不愿发言的尴尬局面。

尽管形势对中国很是有利,但此时的顾维钧已经对美国人提出的“世界公理”不抱太多的幻想了,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证实了他的怀疑,同时也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公理梦。

当时与会的西方各国巨头中,意大利代表奥兰多是一个嘴巴厉害的律师,他坚持要得到奥匈帝国的大片土地;而法国代表是人称“复仇之虎”的克里孟梭,他坚持要烧毁柏林,吊死每个德军将领,并索要直到莱茵河畔的大片土地;英国代表劳合乔治号称“最懂生意”的政治家,知道如何榨干对方;他们比威尔逊提出的“世界和平的十四点原则”要“务实”得多。这些人都认为占领已是事实,国际谈判,是自私自利的,谁管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组织?在会议过程中,欧洲国家各怀鬼胎。英国一心希望重新得到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而且希望欧洲大陆各国实力均等,即保持所谓的“大陆均势”。而法国则希望得到欧洲大陆的霸权。美国的目的,其实是想得到世界霸权。

于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便出现了:每一个国家都会与另外两个国家互为对手,而又都能与另两个国家的任意一个联手。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吵得不可开交。对于赔款的分配,英国建议法国拿50,英国得30,但却遭到了克里孟梭的坚决拒绝,克里孟梭认为这次大战法国损失最大,应该得到赔款的58。英国认为法国太过份了,坚决不同意。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忙着打圆场。他提议美国一分钱都不要。英法两国都做出一点牺牲,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威尔逊提议法国得到56的赔款,英国得到28,这一次克里孟梭没有表示反对,但他要求法国和德国的边界得以莱茵河为界,除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工业区也归法国。对于这个要求,英国和美国当然不能同意。因为如果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他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将来可以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在争吵中,谁也不肯再让步。威尔逊和克里孟梭随后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

对威尔逊来说,美国惟一能影响欧洲列强的是美国对欧洲各国的贷款。在和会中,威尔逊强调六点:即让世界各弱小国家有自决的机会;以国际联盟监视德国重建,而非派军进驻;各殖民地在未独立以前交与国际联盟托管;以经济制裁取代武力战争;尊重世界各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性;邀请战败国也一同参与会议。威尔逊接连发表多次演讲,盼望能获得欧洲国家的理解支持。但是却完全被无视了。而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的理由有三个:美国没有获得任何实质好处;美国在和会决策上没有参与;而历史上从未产生过一个没有军权的国际组织,怎么知道这是可行的?

到了这个份儿上,威尔逊已经不能再解释什么了对付这群贪婪的人,理想太高的威尔逊可以说根本无能为力。

1922年1月下旬,与会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巴黎和会日渐显现出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中国的“废约”问题成了列强相互讨价还价的筹码,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和会完全不是所谓的公理至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顾维钧不无悲哀地叹息:“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

既然公理不存,顾维钧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中国自己的力量来谋求中国利益之保全。1月25日,他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提醒对方,倘若中国废约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危及法国在中国的利益。1月28日,他又拜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望以重新订立商贸易条约为诱饵,争取英国支持中国。而威尔逊为了打开局面,巩固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全力支持中国的“废约”主张,威尔逊和顾维钧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欧洲列强之间的肮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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