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406节
“不，你保证让……我死。”
“你没骗我？”大队长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说过，我们都不、喜欢俄国人……”俘虏说着，目光转向那两个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我求你，保证让她们活着……”
许石友瞥了一眼那两个蜷缩在枪口下瑟缩发抖的女孩子，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保证，是因为上头也有相关的命令，对于妇女和孩子，只要不危及行动人员的生命，不允许随便杀害虐待，而是必须听候法律处理。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俘虏清楚地说出了那个俄国人的住址和姓名。然后大队长扔给他一支手枪，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俘虏艰难地抬起枪，最后看了一眼两个女同伴，对谁自己的太阳穴放了一枪。
几天之后，别动队在另一处地方采取行动，将一个名叫“加利埃尼”的“意大利教授”秘密绑架出来，经过动刑讯问，才知道他才是中国布党的实际领导者，俄国名字叫“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此人随后被秘密解送北京。
别动总队此次大获全胜，许石友和“王老板”都受到北京政府的通令嘉奖。
几天后，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年轻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
“我第一次来到俄国是在1922年9月底，当时我既不认识一个俄文字，无论是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外国人中也没有一个熟人，对俄国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来到俄国是因为法国（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加上《凡尔赛和约》的毫无成效，那里表现出一种贫血的样子，人们过着一种无目的的生活。而在俄国，无论是批评它的人们还是拥护它的人们都说，它抱着一种坚定的目的。”
“为了熟悉一下莫斯科这个城市，我不乘车，而是步行。我在莫斯科那些用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个男孩穿着棕色土布上衣，蹲在人行道上，两只脚中间放着一些值三英镑的一小纸袋的葵花子。一些买主纷纷向他走来。男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大衣兜里，女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口袋里。”
“从这个男孩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草鞋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农民。不一会儿来了个妇女，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搭着一对旧的、有点弯曲的牛奶桶。她把那个男孩叫到自己跟前，然后他们就缓慢地向火车站走去。对他们来说，进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一天算是结束了。”
“在一溜慢坡的库兹涅茨克太桥上，在国家银行的大楼旁，站着一些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是浓手拿着一个棉布做的白乳罩，背后面挂着一大串白乳罩在出卖。一个面部下方稍微发红的妇女一只手拿着5双手套，另一只手拿着6条头巾，表示愿意出卖。不远处，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摆了个货摊，做着火柴和烟卷的生意。”
“莫斯科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这样一些卖东西的人。五年来为法律所禁止的这种活动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指望从这种在大街上做的生意中能很快赢利。那些显然习惯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则站在大街的角落里，用小车和儿童推车在贩卖没有硬书皮的旧书。在一些人行道上有人在出卖自己做的便鞋。一个鞋匠在为顾客钉橡胶后掌时，顾客一只脚站在地上，身子靠在墙上。”
“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日渐变冷，但是看来在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生意兴隆得多。不过商店每天都开门。我在早晨按时散步经过这些商店时，注意到了商店开门时的情况。他们先把木板从橱窗上取掉（从1918年11月以来，所有的橱窗都钉上了这种木板）然后隔着蒙了一层蜘蛛网的玻璃看到那后面是私有主摆出来的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最好的香粉盒、两个从巴黎进口的香水瓶、一些绸缎手套和精致的瓷人儿。看来这一切都是旧的存货和个人家庭日用品，这些商品使人产生一种过分奢侈的念头。在下一个星期里，同一家商店从自己的木柜里展出了另一个橱窗：那是一个出卖便帽和呢帽的分店。这些帽子显然是店主的妻子在家里做的。”
“就这样，资本主义就在苏维埃俄国逐步抬头了。”
“我住在萨伏伊旅馆，设备十分舒适，吃的也很好，这是让外国资产者居住的惟一的旅馆。每天晚上我不是去看歌剧，就是去看芭蕾舞剧，或者是去看话剧，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经捷尔任斯基同志派来的一位同志的介绍，我见到了列宁同志。”
在写到“列宁同志”这几个字的时候，青年略微有些犹豫，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进行改动。
“如果我不事先知道列宁同志有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有病的。列宁同志看起来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健康。他起初坐在我们对面，后来他把椅子挪得离我很近，开始极其严肃地讲起来。他不时地面带笑容，有时甚至发出笑声来，他尤其是讥笑两件事：一件事是英国人在发明两党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由于有了两党制，于是一个党在吃力地进行着工作时，另一个党却能够在那里休息。”
“列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当然知道，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
“列宁同志讥笑的第二件事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这个联合政府用如果工党执政的话，就有可能爆发**这样的话来吓唬英国。列宁同志哈哈大笑着问道：‘难道有哪个人会相信哈德逊和他的工党能作到这一点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爱德华？赫里欧——他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的。赫里欧问道：‘有人把这说成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说法对不对？’列宁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同法国的任何接近，都是非常合乎我们愿望的。但是，这种接近不意味着我们的对英政策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同这两个强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甚至认为英法这两个强国同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包含着英法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的保证之一，因为我几乎想说是最有力的保证。’”
“列宁同志在回答赫里欧的另一个问题时说，俄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起着一种桥梁的作用。希土战争（在希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希腊，而苏俄则支持土耳其）一结束，我们同英国的分歧就将比较容易地得到克服。依照惯例，战争之后接着要召开和平会议。法国建议让俄国只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第二部分会议。赫里欧询问：俄国以享有充分权利的资格参加会议，这是否是一个威望问题？列宁同志回答说：‘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正在愈来愈快地对威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但是列宁同志对限制俄国在会议上的作用表示不满。他说：‘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必然会造成许多非常实际的、直接的不便，包括经济上的不便，法国和英国本身大概在不很久的将来会感受到这种不便。’”
“接着列宁同志便宣布了苏维埃政府对海峡政策的原则：‘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和‘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这其实是表明，当俄国软弱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关闭；当它强大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开放。章“赫里欧问道：‘如果国际联盟吸收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加入，俄国政府是否同意由国际联盟来监督海峡呢？’列宁同志回答：‘我们当然是反对国际联盟的，我认为不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特点使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而且从现代整个国际政治的具体条件的和平利益来看，也证明这种否定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联盟鲜明地带有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切特点，同《凡尔赛和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连实际建立民族平等、为各民族和平共居创造实际可能的影子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再作解释了。’”
“在这里赫里欧转到了一个使英国实业界焦急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对‘租让’的问题，他问：“拒绝批准俄国同英国公司的租让协议，是否表示‘左派共有党人’的胜利？”
“在此前的10月5日，列宁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实行租让。第二天，列宁同志在和皮达可夫同志的谈话中又向他提醒了这一点。列宁同志对他说，中央由于情报掌握得不够，推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列宁请皮达可夫检查一下，租让是否给了外国公司的代理人以开采西伯利亚有色金属的垄断权以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向他提供多少钱，由他们用于当前的开支。从列宁同志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使苏维埃中央政府感兴趣的只是问题的经济方面。如果也有什么政治考虑的话，那种政治考虑只是西伯利亚当地政权的代表们才有。”
第三百二十四章 列宁同志最后的日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害怕有本事的外国企业家到来后，会付给工人以更多的薪水，从而引起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的嫉妒和不满。这些情况赫里欧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目前没有并且也谈不上左派共有主义者的胜利。’列宁同志补充说：‘问题在于英国不肯让我们参加会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使右派共有主义者同左派共有主义者，而且使俄国广大的非党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等于彻底埋葬了租让。”
“赫里欧在其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了不久前对一些外国企业在俄国的代理商的逮捕问题，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有化和没收政策的恢复？’列宁同志让他不要相信这些，列宁同志说逮捕的不是工业家，而是‘一些黑市的外汇贩子’，这些人在进行白银和黄金的走私活动，将其倒卖到国外。列宁同志告诉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政府的全部工作也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10月31日，即在列宁同志答赫里欧提出的问题发表之后过了4天，我得知列宁同志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苏维埃的‘议会’的上午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他从4月份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卫兵看了我的证件，指给了我去往沙皇宫殿的路。”
“58个用大理石筑的宽阔的台阶从人口处的大厅向上敷设，一直通往金銮殿。在楼梯的上方，列宾画的亚历山大三世接见农民代表的画占满了整个墙壁。一条很长的走廊通到金銮殿，走廊里装饰着很高的大理石石柱和一人多高的精制玻璃花瓶。金銮殿本身是一个豪华的大厅。几百个很小的电灯泡把它照得通明，这些电灯泡安装在十个精制玻璃的大型枝形吊灯架上。墙壁上还依然挂着皇帝家族的图形标志一一双头鹰、王冠，等等。但是现在代替王位的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上面放着一张铺了红布的长桌。桌子后面坐着苏维埃的领袖们。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出席。”
“尼古拉？克雷连柯首先做了关于苏维埃司法部门的报告。代表们有的穿着政治委员们穿的皮夹克，有的穿着军大衣和国内战争时的弗伦奇式军上衣，脚上穿着粗糙的皮靴，在华美的镶木地板上擦来擦去，一群一群地分坐在舞厅用的镀了金的小椅子上。我坐在他们中间，不感到有任何拘束。”
“不一会儿，列宁同志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旁门走了进来（走旁门的既有俄国的代表，也有俄国和外国的记者）他坐在一把镀了金的椅子上。在起初那一会儿，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但是后来人们便开始把头转向他，接着传开了一阵低语声：‘是列宁同志’，再接着就响起了掌声。会议主席请列宁同志登上讲台。”
“在一般人看来，列宁同志的个子不高，秃头，干枯的、棕黄色的皮肤，淡红黄色的胡子既小而又稀少。他好象是踮着脚急速地跑到讲台上去的。这时又响起了掌声。但是既没有很高的欢呼声，也没有‘万岁’的叫喊声。他指着从口袋里掏出的怀表对大家说，医生不许他讲话超过20分钟。对他的演说，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或者充其量可以说，我只听懂了5句话或10句话，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演说原文，不久前我又读了一遍。从质量上来说，这篇演说不亚于他在脑力极盛时期所发表的那些演说。”
“列宁同志从两个消息谈起：红军在前几天已经把剩下的最后一些白卫分子赶出了俄国。他说：‘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这其实是在安抚各个‘独立’共和国。）”
“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内部事务方面，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这些成绩的例子是：通过了劳动法典，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资本家正在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一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
“列宁同志还祝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法典和刑法典。他说，对这些法典，可能很快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象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能还从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
“但是列宁同志也指出，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进行的速度比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在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那时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有231000人，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当时决定要精简机构。1922年10月间，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原以为机构一定是缩小了。可是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列宁同志说，‘这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
“列宁同志希望这种现象会得到改善。但是他也指出：‘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一一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一一更高的文化水平。’”
“在列宁同志发表完演说之后，宣布休息。这时全体代表开始进行布置，准备拍团体照。有的代表伸直身子躺在地板上。在位于中心的一排里，自左至右坐着加米涅夫、列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外国的客人。在摆好姿势之后和摄影师关于‘只再照一张’的请求后，我们围住了列宁同志。祝贺他康复。列宁笑着用英语回答说：‘我不懂中国话。’他转过身子，笑着从外国客人的包围中跑掉了。”
“列宁同志于10月2日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后，又恢复了旧习惯，又开始催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他的神经不安引起的，而这种情况又使他的神经更加不安。但是，如果他关心自己健康的话，那他一定会神经不安得更厉害，他会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灾难将要到来。无疑列宁同志的行政工作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挽救了苏维埃制度，使之免于灭亡。列宁同志不只是实现了十月**，而且在**以后的困难年代里还保护住了**，使之免于灭亡。”
“从11月5日到12月5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象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同志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三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第三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同志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同志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象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五周年和世界**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同志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惠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有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同志向在场的外国党同志（包括我们中国党的代表）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惠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进行**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
“后来列宁同志又谈起了他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象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同志又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
“你没骗我？”大队长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说过，我们都不、喜欢俄国人……”俘虏说着，目光转向那两个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我求你，保证让她们活着……”
许石友瞥了一眼那两个蜷缩在枪口下瑟缩发抖的女孩子，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保证，是因为上头也有相关的命令，对于妇女和孩子，只要不危及行动人员的生命，不允许随便杀害虐待，而是必须听候法律处理。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俘虏清楚地说出了那个俄国人的住址和姓名。然后大队长扔给他一支手枪，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俘虏艰难地抬起枪，最后看了一眼两个女同伴，对谁自己的太阳穴放了一枪。
几天之后，别动队在另一处地方采取行动，将一个名叫“加利埃尼”的“意大利教授”秘密绑架出来，经过动刑讯问，才知道他才是中国布党的实际领导者，俄国名字叫“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此人随后被秘密解送北京。
别动总队此次大获全胜，许石友和“王老板”都受到北京政府的通令嘉奖。
几天后，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年轻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
“我第一次来到俄国是在1922年9月底，当时我既不认识一个俄文字，无论是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外国人中也没有一个熟人，对俄国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来到俄国是因为法国（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加上《凡尔赛和约》的毫无成效，那里表现出一种贫血的样子，人们过着一种无目的的生活。而在俄国，无论是批评它的人们还是拥护它的人们都说，它抱着一种坚定的目的。”
“为了熟悉一下莫斯科这个城市，我不乘车，而是步行。我在莫斯科那些用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个男孩穿着棕色土布上衣，蹲在人行道上，两只脚中间放着一些值三英镑的一小纸袋的葵花子。一些买主纷纷向他走来。男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大衣兜里，女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口袋里。”
“从这个男孩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草鞋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农民。不一会儿来了个妇女，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搭着一对旧的、有点弯曲的牛奶桶。她把那个男孩叫到自己跟前，然后他们就缓慢地向火车站走去。对他们来说，进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一天算是结束了。”
“在一溜慢坡的库兹涅茨克太桥上，在国家银行的大楼旁，站着一些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是浓手拿着一个棉布做的白乳罩，背后面挂着一大串白乳罩在出卖。一个面部下方稍微发红的妇女一只手拿着5双手套，另一只手拿着6条头巾，表示愿意出卖。不远处，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摆了个货摊，做着火柴和烟卷的生意。”
“莫斯科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这样一些卖东西的人。五年来为法律所禁止的这种活动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指望从这种在大街上做的生意中能很快赢利。那些显然习惯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则站在大街的角落里，用小车和儿童推车在贩卖没有硬书皮的旧书。在一些人行道上有人在出卖自己做的便鞋。一个鞋匠在为顾客钉橡胶后掌时，顾客一只脚站在地上，身子靠在墙上。”
“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日渐变冷，但是看来在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生意兴隆得多。不过商店每天都开门。我在早晨按时散步经过这些商店时，注意到了商店开门时的情况。他们先把木板从橱窗上取掉（从1918年11月以来，所有的橱窗都钉上了这种木板）然后隔着蒙了一层蜘蛛网的玻璃看到那后面是私有主摆出来的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最好的香粉盒、两个从巴黎进口的香水瓶、一些绸缎手套和精致的瓷人儿。看来这一切都是旧的存货和个人家庭日用品，这些商品使人产生一种过分奢侈的念头。在下一个星期里，同一家商店从自己的木柜里展出了另一个橱窗：那是一个出卖便帽和呢帽的分店。这些帽子显然是店主的妻子在家里做的。”
“就这样，资本主义就在苏维埃俄国逐步抬头了。”
“我住在萨伏伊旅馆，设备十分舒适，吃的也很好，这是让外国资产者居住的惟一的旅馆。每天晚上我不是去看歌剧，就是去看芭蕾舞剧，或者是去看话剧，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经捷尔任斯基同志派来的一位同志的介绍，我见到了列宁同志。”
在写到“列宁同志”这几个字的时候，青年略微有些犹豫，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进行改动。
“如果我不事先知道列宁同志有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有病的。列宁同志看起来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健康。他起初坐在我们对面，后来他把椅子挪得离我很近，开始极其严肃地讲起来。他不时地面带笑容，有时甚至发出笑声来，他尤其是讥笑两件事：一件事是英国人在发明两党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由于有了两党制，于是一个党在吃力地进行着工作时，另一个党却能够在那里休息。”
“列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当然知道，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
“列宁同志讥笑的第二件事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这个联合政府用如果工党执政的话，就有可能爆发**这样的话来吓唬英国。列宁同志哈哈大笑着问道：‘难道有哪个人会相信哈德逊和他的工党能作到这一点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爱德华？赫里欧——他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的。赫里欧问道：‘有人把这说成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说法对不对？’列宁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同法国的任何接近，都是非常合乎我们愿望的。但是，这种接近不意味着我们的对英政策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同这两个强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甚至认为英法这两个强国同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包含着英法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的保证之一，因为我几乎想说是最有力的保证。’”
“列宁同志在回答赫里欧的另一个问题时说，俄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起着一种桥梁的作用。希土战争（在希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希腊，而苏俄则支持土耳其）一结束，我们同英国的分歧就将比较容易地得到克服。依照惯例，战争之后接着要召开和平会议。法国建议让俄国只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第二部分会议。赫里欧询问：俄国以享有充分权利的资格参加会议，这是否是一个威望问题？列宁同志回答说：‘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正在愈来愈快地对威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但是列宁同志对限制俄国在会议上的作用表示不满。他说：‘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必然会造成许多非常实际的、直接的不便，包括经济上的不便，法国和英国本身大概在不很久的将来会感受到这种不便。’”
“接着列宁同志便宣布了苏维埃政府对海峡政策的原则：‘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和‘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这其实是表明，当俄国软弱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关闭；当它强大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开放。章“赫里欧问道：‘如果国际联盟吸收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加入，俄国政府是否同意由国际联盟来监督海峡呢？’列宁同志回答：‘我们当然是反对国际联盟的，我认为不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特点使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而且从现代整个国际政治的具体条件的和平利益来看，也证明这种否定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联盟鲜明地带有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切特点，同《凡尔赛和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连实际建立民族平等、为各民族和平共居创造实际可能的影子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再作解释了。’”
“在这里赫里欧转到了一个使英国实业界焦急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对‘租让’的问题，他问：“拒绝批准俄国同英国公司的租让协议，是否表示‘左派共有党人’的胜利？”
“在此前的10月5日，列宁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实行租让。第二天，列宁同志在和皮达可夫同志的谈话中又向他提醒了这一点。列宁同志对他说，中央由于情报掌握得不够，推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列宁请皮达可夫检查一下，租让是否给了外国公司的代理人以开采西伯利亚有色金属的垄断权以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向他提供多少钱，由他们用于当前的开支。从列宁同志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使苏维埃中央政府感兴趣的只是问题的经济方面。如果也有什么政治考虑的话，那种政治考虑只是西伯利亚当地政权的代表们才有。”
第三百二十四章 列宁同志最后的日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害怕有本事的外国企业家到来后，会付给工人以更多的薪水，从而引起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的嫉妒和不满。这些情况赫里欧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目前没有并且也谈不上左派共有主义者的胜利。’列宁同志补充说：‘问题在于英国不肯让我们参加会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使右派共有主义者同左派共有主义者，而且使俄国广大的非党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等于彻底埋葬了租让。”
“赫里欧在其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了不久前对一些外国企业在俄国的代理商的逮捕问题，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有化和没收政策的恢复？’列宁同志让他不要相信这些，列宁同志说逮捕的不是工业家，而是‘一些黑市的外汇贩子’，这些人在进行白银和黄金的走私活动，将其倒卖到国外。列宁同志告诉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政府的全部工作也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10月31日，即在列宁同志答赫里欧提出的问题发表之后过了4天，我得知列宁同志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苏维埃的‘议会’的上午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他从4月份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卫兵看了我的证件，指给了我去往沙皇宫殿的路。”
“58个用大理石筑的宽阔的台阶从人口处的大厅向上敷设，一直通往金銮殿。在楼梯的上方，列宾画的亚历山大三世接见农民代表的画占满了整个墙壁。一条很长的走廊通到金銮殿，走廊里装饰着很高的大理石石柱和一人多高的精制玻璃花瓶。金銮殿本身是一个豪华的大厅。几百个很小的电灯泡把它照得通明，这些电灯泡安装在十个精制玻璃的大型枝形吊灯架上。墙壁上还依然挂着皇帝家族的图形标志一一双头鹰、王冠，等等。但是现在代替王位的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上面放着一张铺了红布的长桌。桌子后面坐着苏维埃的领袖们。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出席。”
“尼古拉？克雷连柯首先做了关于苏维埃司法部门的报告。代表们有的穿着政治委员们穿的皮夹克，有的穿着军大衣和国内战争时的弗伦奇式军上衣，脚上穿着粗糙的皮靴，在华美的镶木地板上擦来擦去，一群一群地分坐在舞厅用的镀了金的小椅子上。我坐在他们中间，不感到有任何拘束。”
“不一会儿，列宁同志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旁门走了进来（走旁门的既有俄国的代表，也有俄国和外国的记者）他坐在一把镀了金的椅子上。在起初那一会儿，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但是后来人们便开始把头转向他，接着传开了一阵低语声：‘是列宁同志’，再接着就响起了掌声。会议主席请列宁同志登上讲台。”
“在一般人看来，列宁同志的个子不高，秃头，干枯的、棕黄色的皮肤，淡红黄色的胡子既小而又稀少。他好象是踮着脚急速地跑到讲台上去的。这时又响起了掌声。但是既没有很高的欢呼声，也没有‘万岁’的叫喊声。他指着从口袋里掏出的怀表对大家说，医生不许他讲话超过20分钟。对他的演说，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或者充其量可以说，我只听懂了5句话或10句话，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演说原文，不久前我又读了一遍。从质量上来说，这篇演说不亚于他在脑力极盛时期所发表的那些演说。”
“列宁同志从两个消息谈起：红军在前几天已经把剩下的最后一些白卫分子赶出了俄国。他说：‘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这其实是在安抚各个‘独立’共和国。）”
“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内部事务方面，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这些成绩的例子是：通过了劳动法典，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资本家正在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一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
“列宁同志还祝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法典和刑法典。他说，对这些法典，可能很快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象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能还从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
“但是列宁同志也指出，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进行的速度比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在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那时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有231000人，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当时决定要精简机构。1922年10月间，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原以为机构一定是缩小了。可是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列宁同志说，‘这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
“列宁同志希望这种现象会得到改善。但是他也指出：‘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一一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一一更高的文化水平。’”
“在列宁同志发表完演说之后，宣布休息。这时全体代表开始进行布置，准备拍团体照。有的代表伸直身子躺在地板上。在位于中心的一排里，自左至右坐着加米涅夫、列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外国的客人。在摆好姿势之后和摄影师关于‘只再照一张’的请求后，我们围住了列宁同志。祝贺他康复。列宁笑着用英语回答说：‘我不懂中国话。’他转过身子，笑着从外国客人的包围中跑掉了。”
“列宁同志于10月2日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后，又恢复了旧习惯，又开始催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他的神经不安引起的，而这种情况又使他的神经更加不安。但是，如果他关心自己健康的话，那他一定会神经不安得更厉害，他会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灾难将要到来。无疑列宁同志的行政工作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挽救了苏维埃制度，使之免于灭亡。列宁同志不只是实现了十月**，而且在**以后的困难年代里还保护住了**，使之免于灭亡。”
“从11月5日到12月5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象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同志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三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第三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同志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同志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象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五周年和世界**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同志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惠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有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同志向在场的外国党同志（包括我们中国党的代表）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惠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进行**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
“后来列宁同志又谈起了他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象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同志又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