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500节

“这两个协会被解散的同时，许多其它组织却依旧活动，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资助。也正是在这些年间，国内创办了很多特权阶层俱乐部，如厂长俱乐部、厂长夫人俱乐部、汽车主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西方舞俱乐部’。斯大林认为，威胁他的统给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沙皇时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动员青年加入地下组织，因为青年永远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害怕老党员。因为所有的老党员的情况，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希求。每个老党员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单’，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密监视。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况，把他们分类，消灭其中的革命分子，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成为真正威胁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厂和高校的青年中，扩大情报网。”

听到布哈林说到这里，周冠笙和水井的脸上都现出了关注之色。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团和其它群众组织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图，结果都没实现。在全国，自发地产生了许多青年小组，其参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开讨论的政治问题。但小组成员们由于丝毫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常常落入内务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父亲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要乘莫斯科党委召开全会，讨论这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

“缺乏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这一切迫使共青团员们组织非法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1935年至1936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冰原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由于信不过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民，斯大林就开始寻求别的社会支柱，一个能在不测之时支持他个人**的社会支柱。他在这方面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恢复早已被革命摧毁了的哥萨克军队。”

“在沙皇时代，哥萨克是沙皇的堡垒，是镇压俄国革命运动的武器。哥萨克军队是俄军的一支独立部队。含有特权和自治权。沙皇本人是哥萨克部队的统帅，沙皇的继承人是它的总司令，历代哥萨克人都是从童年起能开始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萨克的反动性扎根很深，仿佛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哥萨克奉命进行的一次次围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没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边。卡列京将军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白匪部队，全是哥萨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统领的顿柯白匪志愿军，也是哥萨克。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是邓尼金将军的主力，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则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内战中，哥萨克军队异常残忍地与红军作战。无情地杀害被俘的红军战士；所有被怀疑为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惨遭杀害。”

“现在，斯大林恢复了哥萨克军队及其所有特权，甚至还让哥萨克军人继续穿沙皇时代所穿的那种制服。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在时间上恰好与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政治苦役犯协会相吻合。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已从本质上背叛了革命。”

“我记得那是在1935年12月的一天。莫斯科大剧院内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体应邀代表都惊呆了：离斯大林不远的第三个包厢内出现了一队哥萨克士兵。这些军士身穿饰有金银梢带的沙俄式制服，颇具挑衅意味。为欢迎他们，莫斯科歌舞团还特地表演了哥萨克舞蹈。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也兴高彩烈地鼓掌欢迎他们。与会代表与其说是在看舞蹈，倒不如说在注视这群复活了的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哥萨克军官。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曾经服过苦役，此时转身对身边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见到这些人，浑身的血就在涌。瞧，这就是他们弄的！’说着，他低下头，让同僚们看头上那条被哥萨克马刀攻击留下的伤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周冠笙叹息了一声，说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沙皇’。”

“1935年9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一项政府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章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一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1935年4月7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这一新法令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当时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党组织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是吗？”周冠笙想了想，问道。


第四百零九章 比人重要的坦克


“我是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布哈林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已经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听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我们这些‘老战友’，以便把我们送上莫斯科的审判大会。”

“我刚才已经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需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这样的事。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看样子我们也小看这位‘红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龙”，说道，“他的手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得多。”

“典型的俄国式的暴君，但却并不明智。”水井冷笑着说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降龙”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转头对布哈林说道：“您这一次到中国来，目的是什么？”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希望能在中国，继续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个中国人眼中的惊讶之色，平静地说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给全世界留下真相。”

布哈林说着，从衣服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降龙”。

“这是我的遗嘱。”布哈林接着说道，“我有预感，在中国，我哪怕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也不一定能躲过斯大林的屠刀，我希望在我去世后，中国政府能将这一切公诸与众。”

“您难道不想和斯大林进行战斗吗？”周冠笙问道。

“我反对斯大林，但不想成为反对俄国革命的工具。”布哈林迎上了周冠笙的目光，说道，“我坚信列宁的事业一定成功。”

“明白了。”“降龙”站起身来，伸出手和布哈林握了握，“我会把您的要求报告上去，相信您在中国会得到良好的待遇，不管您是否会帮助我们。”

“谢谢。”布哈林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泪光，但还是被周冠笙看在了眼里。

很快，布哈林的遗嘱便被送到了杨朔铭的手里。

“……也许过不了多久，厄运便会加到我的头上，我想要在离开人世之前，对大家这样说，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斯大林的**机器面前低下了头，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和报复的**，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我们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斯大林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惠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却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指沙皇尼古拉二世章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惠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不管观点如何不同，争论后大家会和好如初，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象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有一天能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想共有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杨朔铭将信看完，重新放回到了信封里，将信扔在了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