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715节
瓦西里默默地看着他。眼中转动着泪水。苏联士兵们的心也变得沉甸甸的。
瓦西里不禁想起，一座城市在即将面临华军攻击时。他站在广场旁高楼上朋友的房间窗口看见楼下蜂拥逃跑的人群的景象：整个城市像是瞬间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和私人的财物以最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市。满大街疯狂鸣笛的汽车、拥挤践踏尖叫的人流。试图维持次序的警察徒劳地挥舞着手喊着。好象每个人都对保卫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信心。周围的人们突然变得如此的自私懦弱，他顿时对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感到悲哀。他的朋友和他目睹了这一幕，晚上我他和朋友喝得烂醉。整个晚上他都在诅咒这个城市。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朋友已经从八楼跳了下去。
“后来。”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他的回忆。“后来战斗就变成了一场无序的撤退。几百万人口的撤退、工业的撤退，整个乱成一团。我们前往敌军突破口增援的部队根本就没办法按计划向前运动，只能随着群众徐徐向后撤，沿途组织一些迟滞敌军的运动战。直到后来才有机会开始实施运动中打击敌军后勤补给的有效作战计划。”
“那我们守着这座城市是不是像宣传里说的，能起到打乱敌人进攻战略的目的？还有，现在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名苏联士兵终于忍不住问罗科索夫斯基这个问题。
罗科索夫斯基沉默了。
在司令部的时候，霍特就问过他这个问题。罗科索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们坚守着，那就没错，管他能守多久，这不是把敌军牵制住了吗？。可他自己也总觉得这个回答并不合理。因为华军在进攻苏联城市外围阵地的时候并没有早早把他们合围，而是留出向西的一面，他们机动力极强的主力机械化部队则继续追着他们的撤退部队赶了下去。
华军这种“围三阙一”的打法让苏军将领觉得疑惑，虽然在苏军坚守城市的初期在城市里的机动防空部队给华军空中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造成华军前锋部队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攻力量大大削弱，而且华军的补给线被迫增长了上百公里。但在防空力量逐渐消耗殆尽后他们还在坚守阵地，那是为什么？要知道在华军逐渐增强的空中力量火力支援下，他们的进攻使得苏军前沿阵地的防守部队伤亡惨重啊！
第六百章 “一贯正确的人”
华军后来全面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他们的补给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仍然有机会撤走，可为什么不走呢？况且前一段时间群众早就转移了，只剩他们这些机动力还不错的部队，这时候转移不更好吗？这样他们还可以伺机攻击华军前锋部队薄弱的后翼。
而当当防御和反击作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罗科索夫斯基也就没时间细想这些问题了。现在，他伏在一名苏军士兵的后背上，这些疑惑又爬进了他的脑子里。
罗科索夫斯基现在也没能完全弄清楚斯大林同志的意图，不过他想斯大林的战略企图决不仅仅是拖住华军进攻步伐这么简单。因为用几个军再加上多个预备役师和10余万多后备役部队，国防委员会把一共将近80万人马放置于这样的一块死地，进行这样的战役，应该会有更深的战略企图。他猜现在苏军应该还有一半的部队具备完整的战斗力，特别是主力部队，应该还有很多部队没有投入作战！
想到这里，罗科索夫斯基又感到信心十足了。
此时还在逃命中的罗科索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和亿万苏联军民所崇拜和敬仰的伟大领袖，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这些日子里，斯大林并没有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一个在仅仅一两个月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中国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没有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都表现为不记仇。”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因为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两个月这座重镇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事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和平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6月29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华军能够侵占苏联的大片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中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中国用来对付苏联的300多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中苏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野蛮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残暴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这可以说是信仰在“起作用”。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并且还没有崩溃。然而这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6月30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7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积极地处理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一直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俄国的后方、华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一些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能不说，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中**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华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莫斯科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他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6月30日，当已经得知东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
“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
“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东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置胆小鬼和叛徒……”
苏联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华军飞机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斯大林命人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它装备了一个通讯站，这样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
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主要方向：莫斯科方向和斯大林格勒方向。7月10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南方向指挥部。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
第六百零一章 领袖们
造成苏军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6月27至30
i，斯大林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中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苏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华军有机会将苏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东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苏军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深夜3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各条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450公里，放弃了大片地区，也没有利用河流地带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7月10
i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450至500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44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东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12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
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200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中国武装部队。
事实是，第一天战斗结束时，东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后来，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6月29
i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东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3、第4和第10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再设立15个新的特别集中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
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7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东方方面军的44个师中有24个被彻底击溃，其余20个师损失了30％至90％的人员和装备。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东方方面军所辖的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在莫斯科外围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i。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入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
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中国人占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中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东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58个师，其中有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在东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中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喀山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6月30
i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斯大林防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300至350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华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损失是巨大的：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个中国师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中苏战场上华军损失了近10万官兵、650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苏共zhongy交ng当时得到的关于苏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显示：敌方飞机损失至少1664架，苏方为889架；坦克方面：敌方损失2625辆，苏方损失901辆。华军损失兵力则被报告为击毙131.2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苏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被俘虏的华军计3余人，此外。还俘获了许多华军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6月29
i止，苏军失踪及被俘约15000人，诸如此类，等等。
苏联方面的报告是极其混乱矛盾而又严重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入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弄出来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华军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更为主要的是华军统帅部没有达到消灭苏联红军主力的目标。
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这场战争将是长期性的，想要取得胜利，取决于近期能否坚持下来。
“……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朱可夫大声的对他说道。
瓦西里不禁想起，一座城市在即将面临华军攻击时。他站在广场旁高楼上朋友的房间窗口看见楼下蜂拥逃跑的人群的景象：整个城市像是瞬间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和私人的财物以最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市。满大街疯狂鸣笛的汽车、拥挤践踏尖叫的人流。试图维持次序的警察徒劳地挥舞着手喊着。好象每个人都对保卫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信心。周围的人们突然变得如此的自私懦弱，他顿时对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感到悲哀。他的朋友和他目睹了这一幕，晚上我他和朋友喝得烂醉。整个晚上他都在诅咒这个城市。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朋友已经从八楼跳了下去。
“后来。”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他的回忆。“后来战斗就变成了一场无序的撤退。几百万人口的撤退、工业的撤退，整个乱成一团。我们前往敌军突破口增援的部队根本就没办法按计划向前运动，只能随着群众徐徐向后撤，沿途组织一些迟滞敌军的运动战。直到后来才有机会开始实施运动中打击敌军后勤补给的有效作战计划。”
“那我们守着这座城市是不是像宣传里说的，能起到打乱敌人进攻战略的目的？还有，现在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名苏联士兵终于忍不住问罗科索夫斯基这个问题。
罗科索夫斯基沉默了。
在司令部的时候，霍特就问过他这个问题。罗科索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们坚守着，那就没错，管他能守多久，这不是把敌军牵制住了吗？。可他自己也总觉得这个回答并不合理。因为华军在进攻苏联城市外围阵地的时候并没有早早把他们合围，而是留出向西的一面，他们机动力极强的主力机械化部队则继续追着他们的撤退部队赶了下去。
华军这种“围三阙一”的打法让苏军将领觉得疑惑，虽然在苏军坚守城市的初期在城市里的机动防空部队给华军空中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造成华军前锋部队在缺乏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攻力量大大削弱，而且华军的补给线被迫增长了上百公里。但在防空力量逐渐消耗殆尽后他们还在坚守阵地，那是为什么？要知道在华军逐渐增强的空中力量火力支援下，他们的进攻使得苏军前沿阵地的防守部队伤亡惨重啊！
第六百章 “一贯正确的人”
华军后来全面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他们的补给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仍然有机会撤走，可为什么不走呢？况且前一段时间群众早就转移了，只剩他们这些机动力还不错的部队，这时候转移不更好吗？这样他们还可以伺机攻击华军前锋部队薄弱的后翼。
而当当防御和反击作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罗科索夫斯基也就没时间细想这些问题了。现在，他伏在一名苏军士兵的后背上，这些疑惑又爬进了他的脑子里。
罗科索夫斯基现在也没能完全弄清楚斯大林同志的意图，不过他想斯大林的战略企图决不仅仅是拖住华军进攻步伐这么简单。因为用几个军再加上多个预备役师和10余万多后备役部队，国防委员会把一共将近80万人马放置于这样的一块死地，进行这样的战役，应该会有更深的战略企图。他猜现在苏军应该还有一半的部队具备完整的战斗力，特别是主力部队，应该还有很多部队没有投入作战！
想到这里，罗科索夫斯基又感到信心十足了。
此时还在逃命中的罗科索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和亿万苏联军民所崇拜和敬仰的伟大领袖，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这些日子里，斯大林并没有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一个在仅仅一两个月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中国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没有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都表现为不记仇。”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因为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两个月这座重镇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事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和平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6月29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华军能够侵占苏联的大片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中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中国用来对付苏联的300多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中苏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野蛮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残暴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这可以说是信仰在“起作用”。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并且还没有崩溃。然而这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6月30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7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积极地处理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一直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俄国的后方、华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一些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能不说，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中**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华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莫斯科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他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6月30日，当已经得知东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
“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
“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东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置胆小鬼和叛徒……”
苏联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华军飞机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斯大林命人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它装备了一个通讯站，这样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
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主要方向：莫斯科方向和斯大林格勒方向。7月10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南方向指挥部。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
第六百零一章 领袖们
造成苏军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6月27至30
i，斯大林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中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苏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华军有机会将苏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东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苏军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深夜3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各条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450公里，放弃了大片地区，也没有利用河流地带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7月10
i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450至500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44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东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12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
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200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中国武装部队。
事实是，第一天战斗结束时，东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后来，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6月29
i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东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3、第4和第10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再设立15个新的特别集中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
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7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东方方面军的44个师中有24个被彻底击溃，其余20个师损失了30％至90％的人员和装备。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东方方面军所辖的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在莫斯科外围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i。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入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
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中国人占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中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东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58个师，其中有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在东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中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喀山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6月30
i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斯大林防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300至350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华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损失是巨大的：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个中国师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中苏战场上华军损失了近10万官兵、650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苏共zhongy交ng当时得到的关于苏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显示：敌方飞机损失至少1664架，苏方为889架；坦克方面：敌方损失2625辆，苏方损失901辆。华军损失兵力则被报告为击毙131.2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苏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被俘虏的华军计3余人，此外。还俘获了许多华军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6月29
i止，苏军失踪及被俘约15000人，诸如此类，等等。
苏联方面的报告是极其混乱矛盾而又严重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入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弄出来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华军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更为主要的是华军统帅部没有达到消灭苏联红军主力的目标。
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这场战争将是长期性的，想要取得胜利，取决于近期能否坚持下来。
“……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朱可夫大声的对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