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117节
肯尼迪:“我想你们担心的是,这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里面所包含的军事工业。”
“是的,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中国仅仅进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爆炸了自己的核武器,还发射了人造卫星。1966年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会拿出什么东西来?简直无法想象。”
肯尼迪:“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句话具有很强的对公众的冲击效应,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刻意去包装他们的国策,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赢了。现在除了美国政府,所有的美国民间机构都对此持正面态度。”
秘书:“因为中国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无形中也是在自证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直到1956年,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处于饥饿当中,这其实是承认自己的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缺陷和问题。这种官方的言论,在共产国家里面以前几乎是看不到的。而且他们自己估计,要到1966年,才敢比较有信心地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挨饿了’。”
肯尼迪:“当美国从中国大陆撤离的时候,艾奇逊曾表态,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由于人口超饱和,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处于破产和饥荒的边缘,在未来也几乎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人只有依靠美国粮食,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秘书:“但是今天略有不同。宋子文觉得要依靠美国粮食,而现在的中国只打算依靠美国的化肥设备,他们自己动手生产化肥,由他们耕作土地,种出来足够他们自己吃的粮食。”
肯尼迪:“宋子文所说的解决方式,意味着中国在我们这一边;而现在的中国,只打算通过正常贸易的方式就从美国这里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中国依旧站在苏联的那一边。我们能容忍这样的情况继续吗?”
第四十二章,发展越快,越怀疑人生
温饱问题就是粮食问题。
中国1960年粮食产量1.95亿吨,人均接近300公斤的样子。苏联粮食产量1.25亿吨,人口2.1亿,人均590公斤。美国……美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不是一个民生数据。
1960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5公斤,苏联37公斤,美国80公斤。所以赫鲁晓夫在全国狂种玉米养牛,打算在五年之内让苏联的肉类消费赶上美国。
要达到解决温饱问题,在1966年中国的粮食总消费要达到2.8亿吨以上,其中进口粮食数量中央设了一个安全线,每年不超过1000万吨,其余都要靠自己种。所以还有5年时间,中国要把粮食产量从1.95亿吨增加到至少2.7亿吨。
看起来是挺困难的事情,但考虑到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就是1.99亿吨、1959年2.02亿吨,可以认为1960年是粮食产量的一个小波谷,走出低谷之后会有两三年增长率比较快。
除了看老天爷,1966年粮食产量的大目标还得靠两件事:农田水利和化肥。1961年确定引进的4套合成氨-尿素联合生产线会在1964~1965年投产,增加200万吨以上的尿素年产量。除此之外,1961~1965年还会兴建77个地方性质的小化肥厂,给就近的农村区域提供碳铵。
现在“二五”只剩最后半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咋样?
就计划本身的完成度而言,没有问题,还剩最后半年,但主要的建设项目全都投产或马上就可以投产,1961年7月预计二五计划中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完成度能达到107%,也就是超出了原先的计划预期。
在二五计划之外是财政收入——这反应了国营和民营经济的总和,1960年的财政收入就已经达到了原先1961年预期的数字,1961年财政收入能比1960年上涨10~15%。
但是吧……二五计划执行得越顺利越彻底,各工业部门、各地的国企人员就越有这种感觉:“咱们和国外差距真大”。
“1952年,一汽破土动工。当时我和其他的一汽领导同志雄心壮志,大家都觉得有苏联的全力帮助,咬牙把一汽给办起来,结束中国不能造汽车的历史,中国人在这汽车制造一块儿就腰杆子硬了。可没想到一汽投产五年,我们是越来越觉得心里头没底气,越干越觉得不踏实。”
一汽首任厂长、现在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饶斌在盘点中国汽车工业这五年的工作成就。
“去年8月,我和郭力去河北的铁矿,那个大铁矿是现在解放牌卡车密度最高的地方,一共有550多辆解放-CA10在那里。可到了铁矿现场,嘿,在来来回回搬运矿石的卡车当中,解放牌只有不到一半,其他都是进口卡车。可实际上,这个铁矿的进口卡车只有400辆,解放牌有550辆。”
“到了汽车队的驻地,我们就找到答案了。这里趴窝着一百多辆解放牌,现场一片忙碌,司机和汽修工前后左右围在卡车旁边修呢。听说还有更难修的、现场修不好的几十辆,已经送回大汽修厂去修了。有的能从大修厂修好再回来,有的没法修,就直接报废了。”
陈沄:“故障率。这在交通运输、工业部门还有军队的汇报里头都有。所以你们的CA11得赶紧推出了。”
饶斌:“CA11解决了一部分故障率偏高的地方,但问题是什么呢,是CA10这个基础就很落后,CA11打打补丁而已。郭力后来出了一个型号更新计划,说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卡车的设计非得全部推倒重来不可。”
一汽的现任厂长孟少农:“推倒重新设计的卡车可能叫CA12,我们打算在三五期间投产。”
“除了这个CA10和CA11的事儿,汽车工业还有待做的事太多了。一汽现在生产两种车:CA10和CA30,一种中卡一种重卡,CA10国产化率到了85%,CA30还不到80%。国产化率的事是另外的事,重卡现在绝大部分供应部队了,矿山其实想要的是重卡,可是买不到,……这是产能的问题,也是另外的事。”
“我想说的是,只有中卡和重卡,这也不是完整的汽车工业。”
“矿山重卡就能满足了吗?不是,矿山实际想要的是超重卡,有些铁矿的领导去过国外考察的,回来之后就整天念叨这个了。国外矿山还有比超重卡更大的,叫什么特种运输卡车。”
“往重了说,咱们没有。往轻了说,咱们也没有好的轻卡,没有轻卡农村的货物流转就成问题吧。化肥物资运不下村,村里的农特产运不进城。交通,没有现代交通,咱们的农村就还是自然经济状态,和两千年前没什么变化。”
“卡车之外是其他的汽车,大客车,现在没有。一汽设计了一个加长的卡车底盘当大客车,可油耗和噪声又太大,比苏联货还大。”
一汽副厂长江三工:“大客车在国内有极大的需求量,我们有必要建立一条生产大客车的专用生产线。”
饶斌:“吉普车——轻型越野车,救护车、警车、运钞车、消防救火车、二轮摩托车、正三轮偏三轮摩托车,大客车、中客车、小客车。乘用小客车就是小轿车了,这方面国家现在没有大的需求,可以进口,但是进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苏联货和欧美货其实是不一样的。陈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配用的是苏联吉斯,每位领导出行是一个4车车队,这其实不是中央警卫部门定的,是我们汽车部门做出的建议。”
陈沄:“噢。4车车队我知道,这是有必要的,两辆警卫车、一辆座车、一辆备用车,因为吉斯随时会抛锚,我去年一年就遇到过两次。我的座车抛锚了,车队临时停车,我换到没出故障的备用车,接着走,这样就能不影响行程。”
饶斌:“我的工作车是一辆奔驰,就一辆。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加我,上周从沈阳到天津再到北京一路开回来。而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的话,加长奔驰也就是两万人民币,吉斯加长版要2万8。”
陈沄:“这就不是2万对2万8的事情了,是2万对11万2,扣掉警卫标准,那也有5万6,还有油耗……饶斌,你是不是想说,如果将来我们自己也到了发展乘用小轿车的阶段,最好是直接从西方引进技术,而不要从苏联?”
饶斌:“以后不知道啊,就现在来说,所有的苏联小轿车都有西方原型,其实卡车基本上也是。”
孟少农:“苏联现在在筹划建立一个新的重卡生产厂,好像叫卡玛斯载重汽车厂,它不但打算进口雷诺的发动机技术和松下的机床,而且还打算用西方的贷款来进口。”
陈沄:“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打算从我们这儿进口工控计算机,就是为了建这个载重汽车厂。”
……
像饶斌这样越发展越“怀疑人生”的不是个例。如果哪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在过去五年没有怀疑人生,那无非就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坐井观天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的;第二种是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领导。
电子和半导体……可没有坐井观天,他们可能是最关心国外同行发展状况的一个工业部门。天电集团整天都盯着外国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北京和上海在盯美国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南京电子集团同样在盯。他们今年做了一件特别牛叉的事情,租了一艘货船在诺福克海军基地那儿晃来晃去,只要“企业”号或“长滩”号进出港口,这艘货船就粘上去,若即若离地跟着、偷窥。
偷窥的目的,当然是瞧瞧上面安装的相控阵雷达到底怎么样。
盯了两个月,考察的结果是:这“长滩”号上面那个方脑袋,好像和南电集团研制的322雷达差不多嘛。只不过322雷达是陆基的,“长滩”号上的AN/SPS-32是舰载的。
南电集团仔细看了看自己研制的322相控阵雷达,得出的结论是这东西只要加个纵摇和横摇补偿装置,加层防盐雾外壳就可以上舰,只不过要求军舰的排水量至少12000吨以上。
在远程相控阵雷达方面,南电集团表了态可以研制舰载型的,接下来就看海军的态度了。
海军没有坐井观天。322雷达现在已经部署了3座,其中一座在上海。海军副司令员、分管海军装备的罗顺初以及船舶工业局的同志就组团来上海的322雷达站观摩了。
“相位控制技术,就是精确计算和拟定多个电磁波发射源之间的相位差,让所有的电磁波发射源本身不动,但它们发射出去的定向波速可以动。不但可以动,而且是受控的、非常快速地移动。”
“最早的时候相位控制只在一维范围内,用于三坐标对空搜索雷达。这样对空搜索雷达只需要旋转,不用磕头或者用折射器反复变换波束方向了。把相位控制从一维内升级到二维,这样雷达连旋转都不需要了。”
“性能方面,因为采用了相位控制,322雷达扫视一周最短时间是2秒,没有哪种传统的大型雷达能这么快旋转360度,雷达的旋转电机和滚珠底座会烧掉的。探测距离,它对大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是400公里,对战斗机、强击机类小型空中目标探测距离200到300公里,一座雷达矗在这儿,就能管整个上海的空防。”
罗顺初:“如果是在海上,那就是一条军舰就可以覆盖整个战役级的海战场。但是它的耗电量和重量真是不一般那。在陆地上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在舰船领域,就是个不小的问题了。”
南电集团的张直中总工笑道:“咱们不是有一艘从英国搞来的巡洋舰么,照它的样子,咱仿制一艘,不就可以了。哦,那艘巡洋舰是火炮巡洋舰,安装了这种先进雷达的,那估计肯定是导弹巡洋舰了,主炮就可以不怎么装了。”
罗顺初:“张总呀,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只能造三千吨的驱逐舰……”
“四千吨,我们马上就能开工四千吨的驱逐舰了,”船舶工业研究院的于笑虹所长说道,“是四千八百吨,而且我们还有往上加吨位的潜力。”
张直中:“……”
罗顺初:“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万二千吨巡洋舰,这有点太困难了,你们要是能再缩减缩减它的体积和重量,还有耗电量就好了,至少要一万吨巡洋舰能装得下嘛,或者,再努力努力,超出预期,装到八千吨的舰体上?”
张直中:“……我们试试吧。海军如果确定下来,我们签合同之后就开动。说好了,性能相比322雷达不缩水,但可以装到一万吨的舰体上。我们要是做出来了这个东西,你们就一定要。”
罗顺初:“当然会要。哎,唉!其实八千吨舰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了,要造万吨舰,于所长和整个船舶工业系统估计得忙得死去活来啊。”
……
“罗司令员,其实我们已经吃透了广东号也就是城级巡洋舰的舰体结构,上这个项目的话,过几年我们真的能造,而且一造估计就是12000吨的舰。”
从322雷达站返回海军招待岁的路上,于笑虹对罗顺初说。
罗顺初:“我知道你们能造一万二的巡洋舰。我不说底牌,逼他们减重,是为了让雷达少占点体积重量,在巡洋舰上多装点儿别的……”
第四十三章,柏林墙守,台海攻
“无论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来说,离开东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和堕落。”
“不管他们是否知道,实际上他们被西德的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所引诱。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未来的保证’之类虚假承诺的缘故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的种子已经发芽并结出的第一批果实的国家,而到一个产生新战争和破坏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无论是年轻人、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公民,背叛我们人民劳动创造的共和国而去为英美情报部门工作或为西德工厂主、容克、军国主义者们工作,难道不是政治上的堕落吗?”
“全德国的工人们要求惩罚那些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争取和平的坚强堡垒,而为德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人!”
……
1961年8月,第N次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柏林墙。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英美法占领区在1949年成立联邦德国,同年苏占区成立民主德国。从东西德成立到1961年,有大约260万东德居民润到西德。1952年,东德在两德13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设立了国境巡逻线和禁区,禁止随便越境,但1952年到1961年,东德人“西逃”的趋势有增无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柏林仍然此时没有相互隔断。由于同处在一个城市,柏林市英美法控制的“飞地”与柏林市的苏占区、柏林市郊的东德之间很不好做分隔。况且从传统来说,柏林市民早就习惯了满柏林市随便逛,他们一直认为“跨区”活动是天经地义的。
苏联当然知道这里是个大漏洞,可1959年赫鲁晓夫施压要求英美法退出柏林,结果施压失败,北约就是不撤,而苏联又下不了武力攻下西柏林的决心(引发全面军事冲突的概率很高),于是柏林这个漏洞就一直存在。
到1961年,东德人不断西逃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1949年东德统计,其全体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的占70%,1960年这个数字下降为61%。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士,如工程师、医生、教师、技工等等职业的从业人数下降率更为触目惊心。
196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国际记者会上宣称“没有人想要建造一堵墙!”,但转过身来,他就开始和党内高层讨论隔离东西柏林的计划。
8月3日乌布利希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赫鲁晓夫,表示东德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赫鲁晓夫其实并不太愿意让东德在柏林修一堵墙——谁都猜得出来这堵墙修起来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会因此丢多少分。但乌布利希把东德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困难一条一条地讲给赫鲁晓夫听,赫鲁晓夫也没话说了,因为这些困难确实蛮大,而且苏联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帮东德解决这些困难。
乌布利希请求赫鲁晓夫,如果墙修起来了,美国疯狂在政治上攻击东德,苏联一定得帮东德镇住场子。这一条赫鲁晓夫答应了。而且赫鲁晓夫认为北约不敢对柏林墙的出现有什么过度反应,包括肯尼迪在内,西方国家都只能默许和承认现实。
乌布利希返回东德立即就开始行动。8月12日也,统一社会党高层开会,通过决议,在柏林市实施名为“玫瑰行动”的修建隔离设施的计划。“玫瑰行动”当晚就开始,第二天早上天亮,柏林市民看见了一道100多公里长的由倒刺铁丝和固定桩构成的隔离带,将柏林市的苏占区和英美法占领区分开了。
现在柏林墙只有倒刺铁丝,而且时间仓促也没修多高,不是后来照片里常见的的高墙电网。于是在8月15日,柏林墙修起后的第3天,东德机动队19岁的士兵康拉德·舒曼在西柏林民众此起彼伏的“过来!过来!到这边来!”的高呼声中,先助跑几步,在铁丝网前高高跃起,连人带枪跳入西柏林境内(其实他落脚的地方还不是),获得成就:第一个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
“在柏林的边界修筑的隔离墙,是一道反法西斯防卫墙。”
东德政府发言人召开记者会,解释柏林墙的修建原因。
“在过去的一年,大量西方间谍通过柏林进入民主德国,继而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此外,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西德政府预备好了以西柏林为桥头堡对我方实施侵略的计划,反法西斯防卫墙旨在挫败上述不法图谋。”
“同时我们注意到,西柏林许多市民在某些组织的‘提醒’和‘鼓励’下,纷纷前往东柏林,购买东德的优惠商品,这促使了我们修建防卫墙,以杜绝在经济上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发言人念完长长的稿子,台下一名越境前来采访的记者问道:
“发言人先生,您说修建隔离墙是为了杜绝西柏林市民前往东德购买补贴过的廉价商品,但到现在为止,隔离墙及隔离政策只限制东柏林市民前往西柏林,西柏林市民前往东柏林的申请百分之百会获得通过,似乎并没有人阻止他们逛商店、‘在经济上谋取不当利益’。”
发言人:“对不起,您的描述并不是事实。下一位。”
……
柏林墙竖起来之后,肯尼迪果然如赫鲁晓夫所料,做出了很谨慎和保守的反应。毕竟柏林墙的出现标志着柏林危机走向缓和。因此在8月底的演讲中,肯尼迪评价这件事“不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堵墙比战争好”。而且肯尼迪保证,今后柏林仍然是个自由的城市。
考虑到柏林墙竖立起来后东柏林的苏、德武装人员增多,肯尼迪让原本驻扎在曼海姆的美步8师第18团1500多人增援进入西柏林,于是在柏林市双方力量也达到了均衡,基本不可能发生热战了。
东德这边,由于柏林墙建起来才三天就出现了翻墙事件,于是东德军方开始在柏林墙的隔离带埋设地雷。在真正的高墙树立起来之前,东德边防警察和工人阶级战斗队日夜不停地人肉巡逻隔离地带,杜绝翻墙行动。同时东德还宣布《开枪射击令》对柏林隔离带有效,在发现翻越行动时可以开枪射击。“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的是一队妇女和儿童,这是叛徒们常用的策略。”
东德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反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访问英国时的演讲中称柏林墙是“一座向世界展示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纪念碑”。东德政府作出反击,称西德对东德人的诱骗带来的人力资源流失给东德的直接损失为70亿至90亿美元,间接损失数倍于直接损失。东德要求西德支付170亿美元的赔偿,包括人力资源损失和教育投资损失。
……
柏林墙事件沸沸扬扬,远在亚洲的中国也不能不过问一下。总理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晤,问苏联是什么态度,契尔沃年科回答说赫鲁晓夫主席早就知道这件事,他认为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也没坏到哪里去,就这样吧。
总理:……
根据第二个公文包的描述,1999年欧洲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在东德,在柏林街头。街头游行群众冲进首都的各政府办公机构,东德首脑吓得撤到了柏林郊区,然后东西柏林市民一起推倒了柏林墙,要求与西柏林成立“柏林自由市”,后来又改成“柏林公社”……
改变未来,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要尽快变强,要比历史上的同时期更强大。其次,中国应该改变外部的一些东西。
厦门。
这个时候叫做“厦门前线”。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8月底抵达厦门,他的到来让厦门乃至整个福建军区都紧张起来,司令部没日没夜地忙活了好几天。
但这是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无论如何都是要执行的。要地安全保卫、防谍、对敌监视、炮兵部队备战状态、电子侦察、电子干扰……所有这些工作全都要反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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