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465节

　　“你好，萨马兰奇先生。”

　　在北京的场馆、奥运村考察过之后，萨马兰奇与陈法会面。

　　萨马兰奇：“您好，陈总理。通过这次查访，我对北京的奥运会准备工作有了全面的掌握，作为奥委会委员，我会提交份详尽的报告，对北京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也对中国政府对奥委会的支持表

　　示极大的肯定。

　　、陈运：“北京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国际奥委会也予以我们很大的便利和自由度。除此之外，奥委会终于允许在奥运项目中设立乒乓球，这项在我国和全世界普及度都很高的运动进入了奥运会，是一

　　件让人高兴的事。

　　萨马兰奇：“只是从1984年及以后，举办奥运会的城市要多建造一个乒乓球馆了。

　　.

　　作为东道主国，在奥委会一般都会有一 些自 己的权益，比如提出设立新的项目或新的金牌，而奥委会都会进行认真考虑。考虑的因素除了东道主国的推动之外，这项运动本身在世界的普及度也是主

　　要原因之一。

　　乒乓球作为一项运动，在全世界的普及度还是可以的，因此在3月初，国际奥委会决定，从1980年北京奥运会起，设立乒乓球项目，有男女单、男女双四块金牌。

　　“下一站，天津，100公里外的城市，中国河北省的首府。”

　　在高铁的包厢内，萨马兰奇拿出地图仔细看。

　　江三工：“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它的海运系统辐射整个河北省以及北京市，同时也是环渤海地区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无论对旅人还是商贾，天津都是个值得一去的城市。

　　萨马兰奇：“作为奥运会水上项目的分赛场，6枚帆船比赛金牌将在天津产生，足球比赛的其中个小组也在天津进行比赛，所以这条高速铁路真是太有用了，它让两个相距上百公里的城市，通勤时

　　间只需要半个小时。

　　江三工：“足球比赛在天津安排6场比赛就很好，天津也有足球俱乐部，还是中国的甲级联赛俱乐部，我都到现场看过球，主场设在这里，球队 定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高速铁路这个就并非为北

　　京奥运会特制，现在从北京到广州、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也都已都经开工，四年之后，中国的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就会超过4000公里。甚至我们在考虑横跨亚欧大陆的高速铁路线，只是这种国际高速铁

　　路的修建需要所有沿线国家的通力配合。

　　萨马兰奇：“只是天津的俱乐部球员不会出现在奥运会的队伍中，只有俱乐部的青年梯队球员有可能。..确实，奥运足球需要改革了..

第4章 一艘万吨巨轮怎么转向

　　“你们的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缺乏计划性。”

　　“总是频繁地涨工资，各行各业并不是同步而是此起彼伏，而且涨幅还不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一旦劳动者对涨工资习以为常，这就意味着无论经济增长或者不增长，他们都会不断地要求更高的工资，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劳动者唯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去关心如何提高自己的劳

　　动生产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现在苏联高层中的“谨慎改革派”，现在在广州进行工作访问。

　　《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 信息轰炸、境外消息封锁只是针对苏联民众的，苏联的高层干部从州书记这层开始，只要想了解，肯定能了解到国外的真实信息。中国最近十年飞速发展、连续超车

　　他们都看在眼里，“苏联要不要学中国”这个话题在部分千部的沙龙聚会中持续流行，并且因见解不同而分成了若干派别。

　　这些派别可以粗略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但具体细分估计能按轻重程度分出至少10种分支。雷日科夫的“谨慎改革派大体.上属于改革派范畴，但倾向于采用保守方式，用比较长的时间逐渐调整苏

　　联内部生产关系，整顿生产质量，在改革的同时强时调苏共的基本面不能丢失。

　　雷日科夫这话说出来，顿时让陪同的中方工作人员、专家在风中凌乱，雷日科夫脑子里的思维似乎和周围的专家不在一个频段？

　　萧灼基：“拿更高的工资，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很正常的想法。中国的劳动者如此，我相信苏联也是如此。”

　　雷日科夫：“工人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国家应该予以控制，并且让工人知道虽然我很想多拿工资，但国家是不会随便涨工资的，否则薪酬的提升会大量挤占企业的利润。”

　　萧灼基：“不，实际上涨工资并不是由国家提升的，国家提升的只是国有企业的工资。在社会层面，国家提升的是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劳动保障金底线。在十年前，确实大多数的农村务工人员的工资在

　　最低工资标准附近，但现在拿压线工资的人已经不到总劳动者人数的1/4了。

　　雷日科夫：“你们应该是通过提升国企员工工资的方式倒逼民营企业涨工资，否则最优质的劳动力都被吸引到了国企当中。”

　　萧灼基还是摇摇头：“提升国企员工工资来促进全社会平均工资上涨我们在六十年代是曾这么想过，并且实施过，但是效果不如预期，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我们六十年代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

　　手段是扩大就业。如果就业岗位总数不扩大，无论是提升国企工资树立标杆还是强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很难成功的。

　　旁边的冒天启补充：“就业岗位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劳动者就有定的议价能力，这样的工资增长才是真实的；萧局长说的那两种工资增长如果没有就业岗位极大充裕作为基础，通常就是虚假的。我还记得62年，杜邦刚落户中国那时候的工资之争。我那会儿就在上海，参与了处理和调解那件事的工作。”

　　杜邦以特许准入的身份在62年就进入中国，在上海开了涤纶工厂。工厂建起来之后，杜邦开始招工。

　　根据杜邦美国公司的工资标准，乘上汇率，杜邦给普通车间工人的月工资是1500人民币。

　　....大概是当时上海市市长的工资的3倍。

　　上海市劳动局与杜邦中国分部沟通，说你工资太高了会大乱的。杜邦说我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知道什么是美国精神，再说了，我给工人发月薪1 500也还是赚钱的，你管我干啥。

　　结果工厂"开工6个月之后曝出大丑闻，杜邦中国的人力资源部好几个员工都向前来求职的工人大面积索贿，想通过他入职要收3000元。

　　杜邦大囧，该上法庭的上法庭，该处置的处置，并把人力资源部的所有员工都换成原装美国职员。

　　再过三个月，还是曝出大丑闻，人力资源部的美国职员，也特么的向求职者要....

　　杜邦这会儿终于不张口闭口”美国精神”了，乖乖听从劳动局的建议，把普通工人的实得工资降到600800元，并且其中发钱占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采用各种福利的方式，这才解决了这个天大的尴

　　尬。

　　萧灼基：“这是杜邦公司。我在一线工作是1954年，那时候我遇到的类似的情况是在国企里发生的。54年工资比六十年代还低，国企工人月工资40多，可是农村呢，农村人年收入都不 定有40块。

　　徐州有一家国企成立，在农村招工的时候，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村干部、工厂人事处两个层级都向招工成功的工人索要利益。

　　“总之，这就是虚假的工资提升，一切都有价码，切价格的决定是有其自然规律的，违反了这个自然规律，你就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拧巴的。

　　雷日科夫：“好吧，可我们苏联考虑的主要还是劳动者的总薪酬增加之后，消费品的短缺问题。

　　......

　　雷日科夫在广州考察了几个国有企业，并且依照他提出的请求，还联系了两家民企稍作参观。在民企考察时，雷日科夫发现和他接触的初中文化水平的员工，月工资是270人民币，根据员工所说，公

　　司当中其他的也是初中文化的员工都是200多元起步。

　　雷日科夫认为，中国能这么做是因为过去中国职工的工资起点较低，所以中国可以在最近十几年都持续不断地涨工资。

　　但是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用不了这套办法，因为苏联职工的工资不低。在勃列日涅夫涨薪”之后，苏联最底层职工的月工资已经从90卢布涨到130卢布，折合190美元，或者760人民币，主流工人的月

　　工资是200300卢布。

　　而且勃列日涅夫涨薪还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从苏联的财政以及消费品物资供给看，全苏联过去几年都在为了消化勃列日涅夫涨薪而努力，直到1980年才把涨薪之后的消费品短缺给控制住。就

　　这状况，再涨工资怎么得了。

　　反正这决不能学中国。

　　“至于刚才您说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其实涨工资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萧灼基说第二个话题。

　　雷日科夫耸肩：“或许吧。一个工人，到手的工资比以前多了，是会积极那么一阵子，但也不一定。

　　萧灼基：“不，不仅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积极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是在提高企业的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这里说的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

　　雷日科夫：“我明白你说的提高企业的效率的道理。但那意味着解散企业和解雇工人。”

　　萧灼基：“只要整个社会的就业岗位总数，或者我们细化一些，各个层级的就业岗位总数，都是在持续增加，就不会有问题。就业者从这个公司离职了，到另个公司就职，中间的这段时间用劳动保

　　障体系予以解决。如果就业岗位总数整体是停滞的甚至是在缩减的，那就有问题。

　　雷日科夫：“新企业会采用更先进的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雇佣的工人减少，老企业如果购置新设备改造也会有同样的问题。这不就是就业岗位在缩减吗？

　　萧灼基：“加大投资。如果新企业只雇佣相当于原来三分之二的员工，那就让企业总数增加50%。”

　　雷日科夫：“可投资并不能原地凭空变出来，即使您说的是中国，所谓的投资是银行向社会发放贷款，可央行的钱数也不是可以随便涂鸦更改的。。

　　萧灼基：“这就是外资的意义所在。

　　雷日科夫无语。他是保守改革派，保守改革派是不会考虑外资的。

　　萧灼基：“但的确，外资也不是无限量的，游资有n一个总数，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外资有一些法律限制。最重要的是国内各行业生产的协调性，这就要做出计划和安排。本年度总投资多少，在各个行业

　　的投资应该是多成衣必以投资引最产业实如果中外总投资当中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项目条国家自己的投资就要向农业和纺织业倾斜，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立之后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大量人的收入水

　　平提升了，民众

　　类产业倾斜..

　　雷日科夫：“典型的中国国家计委对经济的调控手段。用这种方式，让民企也在指挥棒的指挥下协调起来。”

　　萧灼基：“中国的国家计委，苏联的国家计委，这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和你们最大的区别了。”

　　雷日科夫：“这太让我感到绝望了，苏联甚至用保守改革的方式都不能转向了吗？”

　　在广州访问的3天，雷日科夫与萧灼基、冒天启谈了很多次这类深入的话题。但是雷日科夫脑子里还是固执地认为，苏联或许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条路。

　　雷日科夫也感觉到了萧灼基在谈话中的言外之意"你的观念也有点保守”，但雷日科夫想，我已经算不错的啦，在苏联高层不但有保守派，还有倒退派呢。

　　而且奇特的是，倒退派甚至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拉上了瓦列里萨布林，那个1976年2月策反军舰开到列宁格勒示威的海军政委。

　　倒退派小心地避开斯大林大清洗这个“不可谈"的话题，但是主张整顿农业，将现在的半自由合作社全部进入强制生产阶段，以解决农业产出不足的问题，工业更加强化对工厂的管控，从大小企业到个

　　人生活、购买清单，全都管起来。

　　由于0GAS系统的存在，他们认为，只需把OGAS再做强化，将它的触角伸向苏联最基层的角落家庭，就能将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不确定性消灭掉。

　　对这种观点雷日科夫不太认同，但是那种彻底经济改革的激进派，雷日科夫又觉得风险很大。

　　左右为难的路可不好走。

　　广州是雷日科夫的最后一站，专机从北京飞到广州，之后就直接从广州回莫斯科。他从舷梯登上转机，第一 眼感觉机舱和上次乘坐的时候略有差别。仔细看了看、想了想，他明白差别在哪了：

　　在机舱内，不影响人员走动的角落或者侧边，堆了不少箱子，为了避免让大领导觉得奇怪，这些箱子都用窗帘和桌布遮挡着。

　　雷日科夫：“从广州市场上买的吗？”

　　“是的。

　　雷日科夫：“你们这是在走私。中央刚刚发布了通知，禁止利用职务之便，从境外携带大量商品入境。‘

　　秘书嗓子噎住。

　　飞机上确实带了不少东西，4台冰箱、8台彩电、5台洗衣机，这是大件，小件什么都有，合起来三十多个纸箱，除了箱子包装的商品，还有许多可以揣进旅行包和皮箱里的货物，这些堆在行李舱也堆

　　不下，肯定得塞部分到客舱里。

　　可是，这雷副主席怎么这么不讲人情？

　　你是国家计委副主席，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可我们这些秘书、文员、翻译什么的，哪来这么大的特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