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74节

屠守锷：“我只能说，我们肯定会加倍努力，但是半年时间能不能独立研制出这一套惯导系统，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钱学森：“如果想在苏联导弹到货之前把作业做出来，就下定决心、破釜沉舟，自己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如果没有军令状，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遇到特别难的难题时，突然就泄气了，算了不做了。但如果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那除了解决这个难题别无他法，说不定就闯过去了。”

屠守锷：“额……我……”

“组长，立军令状吧。”“就是，半年时间，干了。”“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个东西”

身后小组成员三三两两插话。

屠守锷：“既然这样，那就豁出去了，小组一定独立把惯导系统搞出来。”

钱学森：“试射。在苏联导弹运抵中国之前，我们进行一次DD-1自导实验弹的试射，就可以堵住所有人的嘴，以后写历史书的人也必须认这个证据，他必须得在史书上写一句‘DD-1导弹包括制导系统在内的所有零件都由中国研制’。考虑到试射程序，考虑到工厂要制造和组装导弹，考虑到你们解决了制导技术问题后还要试制第一套系统，我觉得，今年元旦可能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节点。”

屠守锷：“是。1月1日之前，必须解决所有的理论问题。”

DD-1导弹的“战斗三个月”就这样启动了。

钱学森……还是把所有工作甩手给小组，让他们商量着办，全权解决一切技术方向的问题。

“我看你们小组增添了几个新面孔啊，”钱学森遛了一圈，小组成员上次是7个人，现在11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一看就是刚毕业的娃娃。

屠守锷：“今年新招进来3个人，一个工学院的，一个北航，一个清华的，现在能协助我们工作了。”

钱学森：“应届生也有很生猛的，我刚毕业那时候……不，我毕业典礼那天，上交的校长就是这么说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不是说应届生就一定只能协助你们工作，如果真的自己有想法，提出来，让其他人协助你工作都不是问题。”

屠守锷：“嗯。……喂，梁思礼，这句话是你爸说的吧？”

躲在一个角落里算草稿纸上的方程的梁思礼抬头回道：“嗨，这你们也要戳我？烦不烦，烦不烦……”

嗯，梁思礼，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4年出生（梁启超1873-1929），21岁获普度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学位，23岁拿到硕士学位，25岁拿到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诸多实验室、项目小组开张，屠守锷在制导技术方面遇到硬钉子，就把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的梁思礼调到了他的小组下面，现在刚刚上手工作两个月。

钱学森：“思礼来这儿工作可是个大助力。而且啊，其实我跟梁任公先生是有关联的。”

屠守锷：“哦，这还能有关系？”

钱学森：“我老丈人蒋百里，是梁任公先生的弟子，在任公先生流亡海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老丈人是他的智囊，最得力的助手。”

屠守锷、梁思礼：“……”

蒋百里还真对钱学森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虽然那时候钱学森还没和蒋英结婚。那是钱学森上大学的时候申请转系，从航空工程改到了航空理论。钱爸钱家治对钱学森自作主张换专业有点不满，父子俩吵了起来，蒋百里知道之后专程上门找钱家治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服了钱家治，钱学森才坚定地走了最前沿的航空理论继而升级到航天、宇宙方向的道路，最后在留学加州理工的时候和几位作死小能手搞起了火箭实验室。

第六十五章，打击内贼资狗运动

1955年10月。

国务院副总理、财经委主任陈沄突然前往上海考察。

上个月中央书记处各位的案头同时出现了两份文件，这是主席从批阅的公文里抽出来、订在一起，让其他四位同志看一看、想一想的。

第一份是纺织工业部写的1955年上半年纺织工业运营和发展状况的报告，主要内容是：

1、全国纺织行业上半年继续高速发展，产值同比增长率22%，超出18~20%的预期，其中对内的纺织品供应增长了18%，出口额增加了25%。纺织品的出口已成为现在中国外汇收入的顶梁柱，并且同时国内纺织品的供应相当充足，鉴于此形势，纺织工业部认为布票的发行在当前仍然不是必须的。

2、纺织机械生产方面，又有3种纺织机械实现国产化，1955年纺织工业新获得的机械中，国产化率已经超过50%，达到52.2%。并且三大纺织机械集团均已涉足成衣机械的仿制和研发，这有力支持了纺织行业提出的将产业链扩展到成衣生产的策略。

3、根据国家最近要求实施的“全国省市行业平均工资”标准，纺织工业当中，民营企业基层纺织工的月工资上涨10~15%，民营和国营纺织企业的基层工人薪酬已经极为接近。甚至有部分民营企业对已经开出了比国营企业还要高一点的工资标准。

4、纺织工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城市产业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5年，除上海、广州、武汉等传统纺织工业强省外，长三角和珠三角多个中型城市因纺织工业的急剧扩张而受益。

总之就是一份向中央报告“形势一片大好”的报告。

……

第二份是全国政协常委会转交的，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申新公司董事长、恒大公司董事长及茂新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撰写的纺织工业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主要说了这几件事情：

1、从1954年初至1955年中，全国的纺织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利润率稳中有升，在1955年初因为全面实施纺织工业工资标准而有一个台阶式下跌，但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的稳定且缓升势头。但是，国营纺织企业的利润率隐约在下降。甚至上海的19家国营纺织企业中，1955年上半年已有1家由盈转亏。

当然荣毅仁又说，还好亏损的不是转为国有控股之后的3个申新分厂，这说明企业的“制度惯性”是有作用的。

2、不仅利润率出现下降，国营纺织企业的产品品质也有下降的苗头。在纺织品出口总值当中，民营企业占55%，国营企业占45%，但实际的产能，国营企业是占60%的，而民营企业只占40%。原因当然是品质抽检的时候存在差异，外国贸易商当然会选择品质相对较好的纺织品。

除了出口差异这一条很明显的证据，荣毅仁还指出在纺织产业的中间产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国营棉纱厂出产的棉纱被织布厂发现质量不如以前，以至于上海的各纺织企业间已经撕逼了好几次了。

3、技术研发方面，荣毅仁总体上肯定国内纺织技术的研发工作，在国家队的带领下搞得是不错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现在布匹织成之后是染布，由于工艺和一些染料的配方国内未能突破，至今还有17种成品布匹或绸缎国内染不出来，得出口白布到外国，由日本、印度染成最终产品。有时候这些最终产品还得打一转又卖回国内，因为某些花色的布、绸就中国人喜欢——着实蛋疼得很。而这些国内缺失的纺织工艺，纺织工业协会提了好几年了，研究解决的很少。

最后荣毅仁还提了几句世界纺织业发展的走向。纺织工业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英美和欧洲大陆的纺织企业数量和产量已不再增长甚至开始萎缩，西方资本对纺织业的投资开始从这些平均工资较高的国家转向低工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东南亚、日本（日本这时候的平均工资也很低）。由此带来的是国际市场上纺织品的价格一直在低位打转，并且隐隐有价格跳水的趋势。如果中国不重视在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进步，未来纺织品可能得倒贴钱才能卖出去。

……

主席把这两份报告订在一起让大家传看，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不过，通过公文了解情况不如亲自去一趟，因此陈沄就来了一趟考察。

在上海市政府，国资委刚刚重新核算过的纺织企业运营状况送到陈沄这里。好家伙，现在上海纺织业亏损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两家了。国营上纺集团上海第三织布厂初版统计（他们自己的账目）没亏损，重新核算之后7月份亏损11000元，8月亏损2万多元。

就算按照他们自己做的账目，1955年的形势也没好到哪里去，从2月份到现在，都是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

“陈副总理，最近两三年，工厂的压力很大，原本白布的定价是国家固定死的，一米多少钱有数，利润也有数。现在不一样了，这就让我们感觉不好经营。另外，确实我们工厂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

现场办公会。陈沄、上海市国资委的小组、上纺集团总经理和第三织布厂的经理，以及十几个员工代表在一起现场解决第三织布厂的问题。

邹福荣经理的这一番话，国资委的秘书先表达了他们这边的看法：“白布的出货价是有波动，但不大。从现在看来，出货价低谷的时候你们厂尚可盈利，55年4月之后布价涨上来了，你们倒是玩不转了。这不是你们亏损的主要问题。”

陈沄：“邹经理，你刚才说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指的是在工厂内部抓‘内贼资狗’的运动吧。这个事我想还是请在座的员工代表说一说，毕竟他们才是第一线的亲历的人员。”

十几名纺织厂的职工个个都想说点什么，可互相看了看，有几个人的嘴巴动了动，结果却没说出来。

邹福荣：“这是今年4月到5月搞的，这次运动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

“不是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而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有个纺织厂的职工终于在人堆里面发了一句话。

陈沄：“终于有人开腔了，本来就该这样。邹厂长，你回避一下。”

职工还原出来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内贼资狗全名是内贼、资本家走狗。第三织布厂是个建国后新建的国营厂，但是初代职工有一大半是一家1949年迁到海外的纺织厂的工人班底，资本家的厂润了当然不带工人，于是国家利用原纺织厂的厂房，外加解放时寄居在无主厂房里的这一批失业工人，给厂房补齐纺织机械，还是在原址办了个国营织布厂。

51年第三织布厂开张，一开始搞得还是不错的，54年开始就逐渐出一些幺蛾子事。管理混乱是主要原因：原材料浪费严重；工厂财物丢失；甚至工厂准备建新厂房时，运到工地的砖头居然会一天少一点、一天少一点，最后竟然少了1/3。

原材料不仅浪费，而且好像还买了不合格品。不合格的棉纱用来织布，织布机“断片”的几率就大大增加，生产线隔三差五停摆，有时候还因为劣质棉纱而损坏小零件得修理，这不就产出降下来了。

到55年4、5月份，前任厂长和书记指出了一个触及灵魂的工厂真相：可能工厂里有资本家的走狗在故意搞破坏。

搞破坏的目的，是让国营纺织厂一个接一个地经营不下去，相对就提高了民营纺织厂地位，甚至不排除逆转再收购国营纺织厂的可能，这不就是反攻倒算么。工厂要发起一场运动，揪出这些内贼和资本家的走狗。

“胡厂长说有人用刀插棉纱，其实根本不是，是二纱厂的棉纱本来就老断。现在好了，我们放弃了向二纱厂打官司索赔退钱的机会，倒是抓了仨搬运棉纱的工人。”

“咱们厂以前的老板早跑了，经理也跑完了，胡厂长说，这些资本家虽然跑了，可是他们在工厂里有代理人。于是，49年以前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其实本来也就不到三分之一了，都暂停工作接受调查。抓了七个人，一个是老板的老乡，两个是经理的老乡，还有其他几个是干什么的来着”

“是我们老厂房的房东的亲戚。”

“经理的老乡，这不是说的高个陈吧？高个陈的那个老乡经理50年镇反被镇压了，当时还是高个陈举报的呢。”

“就是高个陈，经理被镇压没几年，他也被镇压了。”

“没有没有，经理是真坐大牢去了，高个陈没坐牢吧，就是挨批斗了。”

……

陈沄：“邹厂长，胡厂长发起运动的时候你是副厂长，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邹福荣：“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陈沄：“第三织布厂的老底子，解放前是徐老板的产业，徐老板是宋子文的人，如果他徐老板49年没跑，那他属于官僚资本。而现在上海还在经营的这几个民营纺织集团，在解放和宋子文这些买办官僚资本是不共戴天的。他们要是是徐老板和宋子文派出来的狗特务，他们干嘛要给那些民营纺织厂‘抬轿子’？”

邹福荣：“是。47年这个姓徐的老板偷偷截过荣家的棉花换成烂柳絮，还抢过孙家的机器，这些我都知道。”

陈沄：“既然你都知道，那在工厂决定搞运动之前的党委会议，你有没有在会上说？”

邹福荣：“就觉得还是要跟厂长和书记步调一致。”

陈沄：“既然工厂党委会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民主，那党委会这样做出的组织决定，你还觉得应该不予以任何质疑去服从吗？”

……

“有些话，我要邹厂长你回避，职工才说得出来；有些话，我要单独跟你说。”

“今天的职工代表，有四分之一是老厂职工，有四分之三是建厂之后的新职工。你的前任发起的那场运动，在这两部分人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隔阂，或者叫做撕裂。”现场会结束后，陈沄在往回走的路上停住脚步，继续说工作的事，“邹厂长，在‘反内贼资狗’运动，在新职工被发动起来之后，几乎所有的老厂职工都被揭发有内贼和走狗嫌疑吧？”

邹福荣：“……差不多。”

陈沄：“在被揭发的老厂职工当中，技术最熟练工资较高的老职工；负责车间纪律的老职工或者小组长；还有负责公家财产清点稽查的小组长，是被揭发的次数最多的吧？”

第六十六章，两份报告

和职工剑拔弩张的第三织布厂相比，另一个亏损的纺织企业——解放军被服171厂（同时是上纺集团第二成衣厂）内部一点都不剑拔弩张。

171厂的问题是产量上不去，人员编制却是超编，而且从1953年起，每年在超编的基础上还要扩招。

1955年初，中央、纺织工业部决定搞成衣产业，首先进口的成衣机械给了军服制造厂——全国两百多万解放军，军服是既稳定又大量的成衣需求嘛。171厂很快就拿到了了成套的成衣制作机械。根据这些机械带来的效益估算，171厂生产军大衣的工时可以减少60%，这意味着加工成本减少50%。

然而171长从2月到9月，都没办法把这套成衣机械组成的生产线运行起来。

说他们没有技术力量，全厂人均文盲？也不是，171厂的工人学历是正常的，厂里甚至还有3个大学生。他们就是缺乏琢磨机械使用运行的动力，因为超编的人太多了，手工制作军大衣都行，即便这样每天工厂运行时，每个车间里还有两个搓着手围观的。

然而纺织业这个大行业的事情是不以171厂的意志为转移的，解放军的被服开始走招标模式，能生产军大衣的工厂可不少，其中拥有成衣机械的就有上海、大连、武汉、西安各一家。哦上海的这家171厂有成衣机械但没用起来。招一招标，价格压一压，171厂就没利润可赚了，不亏损才怪。

“我军的后勤工作改制早就通知各个行业了，甚至在人民日报头版也刊登过全文，”陈沄说，“纺织工业部也下发过有关的文件，看来171厂对此没有做好准备。”

上海国资委：“现在171厂还有一次整顿的机会，整顿如果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可能就要清拆了。”

陈沄：“本来是可以先整顿一次再清拆的，但因为第三织布厂出了一系列的事，我看现在171厂就清拆吧，因为第三织布厂需要171厂的这些工人。”

第三织布厂因为员工之间的撕裂，现在已经合不到一块了，必须把两拨员工拆开。发动运动的那位厂长已经下来了，但现在的这位邹厂长在闹运动的时候是副厂长，经陈沄和邹深入交换看法，邹厂长也承认他现在没脸和这两拨工人继续在一起做事，于是这个厂子的人员一分为三，国家给其中的两拨人找下家。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现在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仍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奋斗目标。”

“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强调按劳分配？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们的觉悟还不够自觉地去劳动和创造价值；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还处于生产落后的阶段，我们还不能达到给每一个公民按需分配生活资料的水平。”

“两点其实不用我说，大家应该早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可大家思考过这两点吗？”

“我再说另一个和这两点的陈述完全不同的理论。卡瑟·瑞恩，这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他在这个方面提出的理论是：在完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最终会发展到趋向无穷大。”

“当然，卡瑟·瑞恩说的不一定对，我们之前所知的不一定错。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各位都认真地从头开始去思考和去质疑。”

“171厂在过去两年发生的现象，其实在1948年我们就遇到过，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石家庄主义’，石家庄啊，我们解放的第一座关内大城市，头几个月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比石家庄还早，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还是说回社会主义来。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和按劳分配在一起的，但无论中国还是苏联，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队伍从上到下，一度都非常流行‘超前’地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按劳分配？不必了，大家匀着花，有钱一起花，也别分你的我的了。看起来，就好像是共产主义实现了一样。”

“这种现象有它的客观原因。第一是旧中国和沙俄整个国家的工业是相对落后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世界罕见的，在革命前大家被压榨得太厉害了，革命成功，打倒了资本家，夺回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工人阶级拿回了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好像在很短时间内，大家手头的钱一下子就变多了，哎呀，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得完呢，以后早餐喝豆浆我一次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第二个原因，是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工人阶级往往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在地理上集中，通常就那几个工业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在行业上集中，反正中国和沙俄也只有那几个产业算是有广泛规模的。这就导致，革命成功初期，工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差别是不大的，给他们完全平均的工资，大致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大家一开始不太承认。那就是实行这种‘超前’的共产主义，对于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省事，最简单，最容易做。”

“可是，简单是简单了，省事是省事了，这种方式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陈沄在上海市国资委关于171厂整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