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明肝生活技能 第541节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

　　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这就是“人才”的重要。

　　苏泽说道：“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驱动他们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上级的考核。”

　　申时行本来想要说一些大道理，比如民为邦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话。

　　可是他很快也发现，这些道理根本就说不出口。

　　他也担任过地方官员，自然知道地方官员的想法。

　　即使是在最讲究“主权在民”的东南，驱使地方官员进步的主要动力，依然不是治下百姓。

　　治下百姓重要，但是能够让地方官员进步的还是政绩。

　　换句话说，政绩就是衡量官员进步的标准，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意愿，但是也和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徐渭的领导下，吏部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地方官员考核办法。

　　通过量化考核，将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都纳入到了这个体系中。

　　而这个考核标准和考核结果也会每半年发布一次，在同省和同府内进行排名。

　　也是因为这个考核标准，才让东南的地方官员都特别卷，都努力发展本县的经济。

　　因为考核靠前就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就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施展政治抱负。

　　苏泽说道：“主观上，驱使东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各地的竞争。”

　　“只要考核比周围县要好，县官才有进步的希望，本府考核要比省内其他府要好，知府才有进步的希望。”

　　“整个体系还是自上而下的。”

　　“但是一个县的财力也都是有限的，比起兴建道路和发展工商这些立竿见影的事情，发展文教反而是一件短期内看不到结果的投入，甚至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很多经济上还不够发达的地区，地方官员更缺乏发展文教的动力。”

　　申时行点点头，他主管教育，苏泽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教育越来越向发达的地区集中，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次外省吏员争夺岗位的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地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在考吏员这件事上的爆发而已。

　　申时行立刻问道：“那大都督肯定是有了解决的良方了？”

　　苏泽说道：“良方算不上的，只能说是解决的办法。”

　　看着申时行急切的眼神，苏泽说道：“转移支付。”

第507章 自由即不公

　　申时行突然说道：“大都督，您的意思是让发达省份的收入去补贴那些内陆省份？用补贴的钱让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发展文教这类短期内看不到发展的事业？”

　　苏泽点点头，申时行说道：

　　“可这样一来，南直隶、浙江和福建的官员百姓就有意见了，咱们不是主权在民吗？那些制宪会议代表肯定要吵吵了。”

　　随着报纸的普及，一些制宪会议代表也开始利用报纸来推动民意。

　　不少人都在报纸上开设了专栏，甚至有人专门在报纸上开设栏目，搜集地方民意。

　　虽然从目前来说，制宪会议还只是一个摆设，目前官员的任免依然是大都督府任命的，以苏泽在任的威望，区区制宪会议根本无法抵抗苏泽的权威。

　　别说是苏泽，如今内阁大臣也都是随着苏泽创业的，他们的威望也足以压住制宪会议。

　　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

　　而且制宪会议代表们可以闹出动静，倒逼官府处理一些热点问题，这也让很多官员有了监督，确实是一种进步的制度。

　　申时行还有一点没有说，在苏泽的主权在民学说下，民间也开始出现新的思潮。

　　随着苏泽打开了学术禁锢的开关，各种思潮都涌现出来。

　　而报纸的出现，也让各种学说传播的更快。

　　对于这种发展，苏泽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申时行在松江府担任过知府，自己又是苏州人，自然是很关注南直隶的舆论。

　　申时行吞吞吐吐的说道：“如今在整个苏松地区，已经有一种风气，认为一些内陆地区封闭落后，这些地方的百姓懒惰，所以活该贫穷。”

　　“他们还认为官府不应该在这些地区投入太多，特别是徐州铁路。”

　　“徐州铁路怎么了？”

　　“苏松铁路是能赚钱的，但是徐州铁路根本不赚钱，这些人认为官府不应该主导这类投资，这等于用东南全体的税金，去帮着建设徐州，而且这种建设完全收不回成本，毫无意义。”

　　苏泽眯起眼睛说道：“不仅仅是苏松地区吧，很多官员也有这样的想法吧。”

　　申时行点头说道：“确实如此，不仅仅是苏松地区，就连南京一些官府机构，也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官府不应该干涉经济行为，应该任由地方经济自由发展。”

　　苏泽笑着说道：“这不就是自由主义吗？哈哈。”

　　自由主义？

　　申时行喃喃说道，又觉得苏泽这四个字非常的精妙，完美的代表了这种思潮。

　　这就不是自由吗？如今在苏松两府的年轻读书人中，不少人高喊着“自由”，要突破各种束缚，甚至出现了很多奇闻怪象。

　　苏泽只能感慨，某些思潮的出现真的是历史的必然。

　　在经济好的地区，出现自由思潮实在是在正常不过了。

　　在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这种思潮，担任了一批所谓的“狂儒”“狂僧”“狂士”。

　　如果没有苏泽改变历史，他的妻舅李贽，就是明末狂儒中最有名的一个人。

　　在苏泽穿越前的历史时间线上，明晚期的李贽就提出了各种堪称惊世骇俗的思想，其中就包含了反对礼教，提倡自由的观点，甚至有人拿出来说，李贽是明末思想解放的先驱。

　　不过现在的李贽，还在老老实实的担任浙江的知府，完全放弃了学术。

　　苏泽前段时间还觉得有些遗憾，认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让李贽这样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员。

　　却没想到同样的思潮，提前在苏松地区出现了。

　　甚至犹豫苏泽主权在民的思想基础，这些自由主义还多了一种民意的加持，显得更加的名正言顺了。

　　就包括在东南的官府，也不乏有这种思想的支持者，认为官府应当减少直接投资，多用公债募资的方式来筹办基础建设，而不是和徐州铁路一样直接花钱。

　　而更加极端一点的，认为应该官府不应该管理市场，更不应该管理商业。

　　苏泽说道：“苏松地区出现这种思潮也是正常的，不过汝默，你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正确吗？”

　　申时行也沉默了。

　　他在松江府主政地方，他也见过不少白手起家的工坊主和商人。

　　这些工坊主和商人靠着机遇，也靠着自己的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

　　而将货物“自由”的运输出去，贩卖到其他地方，就是东南工商业崛起的根基之一。

　　申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他们这种思想，毕竟收取的税金是从东南所有百姓头上抽的，用来建设铁路还可以说是基础建设，如果直接发给内陆地区的官府，补贴他们兴办文教，那确实让发达地区的百姓难以接受。

　　甚至会有一种发达地区的人勤劳努力干活，养活欠发达地区懒汉的想法。

　　苏泽笑着说道：“穷则地方保护，达则自由贸易，大部分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

　　申时行仔细揣摩这两句话，更是觉得苏泽说出了自由贸易的精髓。

　　苏泽说道：“我们的市舶司关税，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国外去，阻止别国有竞争力的商品进来。让白银尽可能多的流入国内，阻止白银流出国外。”

　　申时行点头，重商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就一直都是东南的国策。

　　这条国策也是东南的基础，靠着这条国策，白银才能源源不断的流入东南，这才有了东南市场的繁荣。

　　要不然以东南的经济体谅，原本国内根本没有这么多可以充当货币的白银。

　　市舶司也一直都在执行这条国策。

　　苏泽说道：“不过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他们的银子真是完全是靠自己挣来的吗？”

　　“没有统一的市场，没有发展的技术，他们就一定能够赚钱吗？”

　　“那在大明统治的时候，他们怎么就不赚钱的呢？”

　　申时行也点点头说道：“确实如此，不是靠着先进的技术和统一的市场，还有越来越方便的物流，才有了这些工商业主们的机遇，他们全部将机遇归结于自身的努力，确实是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