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从锦衣卫开始 第477节
他从来就没轻视过思想的惯性,历史上,后世那千古未有之变局,都有多少人死守着不肯变动。
更别说,现如今国运昌盛,威服四海。
天子从桌面一侧拿起一册卷宗,缓缓翻阅开来,上书记载着密密麻麻的人名与官职。
而这些人,都是朝中,乃至大恒官场上,对教育改革持反对意见的官员,天子命锦衣卫统计而出。
大恒官员数万,锦衣卫自然不可能统计完全,卷宗之上所记载的,也针对一方朝中官员及地方省府大员。
天子虽乾纲独断,但从来不介意有人对他要实施的策略进行反对。
这这些年实施的所有政策一样,准备阶段,朝议商讨,有意见,提出来,商讨决之。
在试行之中,有问题,亦或者反对某一项政策弊病,提出来,若是合适,天子从来不介意采纳用之。
这些年,无论是哪项国家大策,皆是如此!
对谏言献策,乃至有理有据的反对,天子从来都是从善如流。
正如财税土地改革一般,现如今的财税土地制度,较之曾经在辽省试行的一刀切的蛮横,在一次次商议谏言之下,已然缓和了许多。
但若是无脑反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新学的偏见,对文贵的坚持而反对,天子不能容忍之!
而这个名册的作用,便是在于此。
大恒也不可能一刀切的将整个天下的精英群体排除在外,但身在官场,若是吃着饭,砸着碗,做的过分的,天子绝不介意让他知道什么叫政策铁拳!
不管是压制着永不晋升,还是直接找个由头下狱发配,都是轻而易举。
拉拢一批,打压一批,在士林对读书人是如此,在官场,天子也是如此行事。
现在,显然有人妥协,那就意味着,可以拉拢团结的人,会越来越多,这自然是一件好事。
团结大多数,这才是正确的行事方法。
天子之笔锋,在名册上圈着一个个的名字,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内阁首辅刘起元。
只不过,近来的风向变化,显然,少不得刘起元的功劳,也算是他刘起元,表现出的诚意。
这个诚意,天子自然是颇为满意。
原本心中对其的一些安排,也可改变一二。
其年岁已高,在其可用的情况下,刚好可以完美承接新旧交替的缓冲之用。
待到其完美完成新旧交替的历史作用,一些虚名,亦或者说,文人们追求的虚名,天子还是不吝啬的。
笔锋在卷宗上写写停停,每一次笔锋落下,都注定了某一个官员,乃至其背后的利益脉络之命运。
在如今的开国时代,一个政策,难的,不是决议,也不是实施,而是如何贯彻下去。
一个要改造读书人思想的政策,需要读书人去实施,这本就是难于登天的事情。
故而,这个政策,也是唯一需要天子时时刻刻去监督,去拉拢分化打压的政策。
至于其他的政策,不管是财税改革,还是土地改革,亦或者市舶司,都有既得利益者,亦或者利益损失者去贯彻,去监督,这一次文与武的争锋,便清晰证明了这一点。
唯有这个教育,既得利益者还太少太少,损失利益者,却太多太多。
这也注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事情,在新生代的读书人,没有成长起来,成为新思想的拥护者,捍卫者之前,都需要强权来护持……
……
第六百五十一章 一切皆在京城东城区。
一年时间,在这一场莫测的风波之中,转瞬而逝,昭武六年,俨然已至年末之际。
和往年一样,政治的乱局,在强权的压制下,对老百姓的影响,还是那般微乎其微。
自天下一统后,本就发展迅速的京城,更是在南北汇聚后,彻底迈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期。
据昭武三年时的土地人口清查统计,京城京城的人口便已达七十余万人,比之当年辽省一个省的人口,还要高出数倍。
而至如今昭武六年末,户部的户口黄册统计,如今的京城,在短短三年时间,已然增长了近二十万人。
这些,自然得益于朝廷对商业的政策扶持,对前明户籍制度的变更。
商业政策扶持,自然带动了人口的流动,满天下跑的商旅,都不在少数。
而户籍制度的变更,最主要的,莫过于废除了前明的分籍制度,即匠户商户等等这类民户籍,皆被废除。
所有人,士人也好,农户匠户也罢,皆为平等。
到现在,也就只剩下军户籍未曾废除。
而军户籍,自然是有历史原因存在。
就好比现如今的大恒,依旧保留着前明营兵与卫所共存的军事制度。
究其原因,也只有一个,天下一统,尚且不稳,再加之西南,朝鲜边陲重地,尚且难卫安宁,西北,北方草原,皆还有大敌存在。
天下太过浩瀚,需要戍守的地方太多太多。
如今之大恒,包括水师在内,记录在册的军队,便有一百二十万之多。
而这一百二十余万大军,若皆为专职战争的营兵,朝廷财政根本无力负担。
更别说,还有已经地方巡检,税检这两个兵力大头了。
而记录在册的营兵,除了京军十二团营,约十五万将士,禁军九卫,约十万将士。
辽省,朝鲜,西北,西南边陲,还有北疆边镇,如此多重地,共计才不到五万营兵,再加上如今扩编定制约十万将士的几大水师。
也就是说,这一百二十万大军,其中只有四十万,是需要朝廷拨发钱粮,专职作战的营兵。
其中还有八十万大军,皆是不需要朝廷拨给钱粮,戍边屯垦自给自足的卫所将士。
每个卫所将士,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八十万卫所将士,就意味着八十万户人家,数百万人口,在边陲之地,承担着戍边屯垦的职责。
而这一切,朝廷需要付出的,微乎其微,在大恒刚立的前几年,这些卫所,每年不仅不需要朝廷拨给钱粮,还给朝廷上缴着至关重要的屯垦之粮。
这些上缴,直到昭武四年末,天子才将其取消。
完全可想而知,若没有这八十万卫所将士,全靠营兵戍边,大恒的财政压力,会有多么恐怖。
当然,军户制度虽还存在,但为了改变军户低贱的局面,每年的逢年过节,天子也皆安排了钱银物资,专门对卫所将士发放补助。
这也算是如今财政苛刻的情况下,天子能对卫所将士的最大关怀了。
显而易见的是,军户在于军,在于边陲,也影响不到天下,而民之户籍划分,被废除后,再加之商业的兴盛,带来的人口流动,也就自然而然的增加的京城的人口。
毕竟,一国之都,也不可能将本国百姓拒之于外,但不管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城池的人口暴增,便必然带来了庞大人口压力。
粮食,衣物,住房,道路……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解决规划。
风雪满天之间,一个马车车队缓缓在街道上前行着,而天子,内阁首辅刘起元与工部尚书洪承畴亦是端坐于车队其中的马车之中。
街面两侧屋檐白雪堆积,炫目耀眼,而在街面上,行人车辆络绎不绝,践踏之下,浑浊污水侵湿积雪,明显颇为脏乱。
天子默默的注视着窗外之景,人口的增多,带来的,便是街面上的愈发繁华,当然,脏乱,也必然出现。
马车一路前行,这京城之景,就一路缓缓映入天子眼帘,直到马车驶入京城东城区,马车的速度,却是骤然放缓了不少,随之映入天子视野中的场景,也明显少了几分繁华,多了几分真正的市井喧嚣之景。
仅仅只是这细微变化,天子就知道,此行微服私访的目的地,到了。
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是跟随天下大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京城,自然也是如此。
严格而言,这座都城,对一个农耕民族而言,并非都城的首选之地。
自古以来,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唐,历朝历代,都城的选择,都是在土地肥沃之地。
集军事,政治,农业经济为一体的都城之地,历朝历代的首选之地。
只不过,随着自古的东西态势,自晋衣冠南渡,带动江南发展后,东西态势,便演变成了南北态势。
江南富庶之地,也成了都城的首选之地。
自宋灭亡,元入中原,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自然不可能放着老巢不管,跑到江南去定都。
故而,北京这个非是农业中心,却又靠近草原的城池,便成了元大都。
但如此一来,非是农业中心,也就意味着,都城的存在,政治与军事的中心,带来的庞大人口,让都城根本无法完成自给自足。
也就是说,都城政治与军事,需要其他农业中心来输血供养。
如此之都城,显然是不符合统治天下的首要要素。
毕竟,自古以来,皆是强中央,弱地方。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中,中枢占据农业重心之地,便可利用富庶农业,供养强大的中枢军队,再以威慑力削弱地方,如此形成强中央,弱地方的态势。
自古流传的那一句得关中者得天下,其根本原因,就是关中得天独厚的富庶,以及关中只需把守要害之地的优势地形。
而失去了农业重心,而受制于地方的政治军事都城,显然不是长久之道。
元亡之后,大明理所当然的便定都了南京这个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都城。
显而易见,永乐帝迁都北京,弊处很多。
大恒继承明朝而立,这个弊处,自然也被继承了下来。
大恒立国之初,被江南叛乱掐断漕运,控制农业命脉时的无力,便清楚至极的说明了都城这个军事政治中心,却没有辐射到农业经济中心的恐怖。
明之一朝,明明有江南之富,却不能利用丝毫,其原因,很大一方面,也是因为政治军事中心,不能直接管到经济中心,让地方势力,把控了中央的农业经济命脉,明设南直隶,显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显然,明的南直隶之策,效果并不大。
天子虽有迁都之念,但显然,眼下,乃至未来很长时间,都必然不具备迁都的条件。
毕竟,天子的根基,在于北地,大恒的大敌,也在于北疆之外。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大恒就永远不可能迁都,天子,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去解决这个都城不能直接掌控经济重地的弊病。
如开发辽省,废除海禁,开海运海贸,如兴盛商业……
这些原因,也是如今京城人口暴增的直接原因。
商业,离不开河流与大海。
京城的命脉,也离不开河流与大海。
商船经大海与运河至京城,海运漕运也是经大海与运河至京城。
京杭大运河,从江南至通州,海运,从江南海疆市舶司,至天津市舶司,再从天津市舶司,沿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一段,至通州。
而无论是海运,还是漕运,最终都是在通州,经通惠河直接至京城护城河,而码头,则设在京城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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