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界柏林:以德皇之名 第307节
“而且你想过没有,鲍尔真正的权力基础在哪里?谁是他的支持者?”
“工人?市民?那些在报纸上为他欢呼的普通人?不,那些人可以提供声势,但提供不了真正的权力。真正关键的是军队。”
“你听说过推恩令吗?”艾森巴赫突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
“什么?”
“中国古代的一种政策。简单说,就是把贵族的封地分割给所有儿子,而不是只传给长子。这样一代代分下去,大贵族就变成了许多小贵族,再也无法威胁中央。”
贝格曼困惑地看着他,不明白这和他们讨论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鲍尔做的事,本质上就是一种推恩令。只不过他分割的不是土地,而是上升通道。”
“你想想,容克军官团的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次子、三子们。他们继承不到家族的主要产业,只有一个体面的姓氏,却没有足够的财富和地位。传统的晋升渠道狭窄而缓慢,他们需要出路。”
“然后鲍尔出现了。他带来了全新的军事思想,全新的装备体系,全新的战术编制。坦克部队、突击工兵、摩托化步兵、空军雏形……这些新兵种需要大量军官,而且是懂新事物、有进取心的年轻军官。”
“那些渴望证明自己、渴望上升空间的年轻容克们突然发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不需要在传统的步兵、骑兵部队里苦熬资历,和成千上万人争夺有限的晋升名额。他们可以进入这些新部队,掌握新技术,在新领域里快速崭露头角。”
“这就是推恩令。鲍尔创造了新的封地,然后把进入这些领域的机会给了那些原本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的年轻贵族次子们。他给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前途,给了他们忠诚的理由。”
贝格曼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鲍尔的军事改革。
“所以毛奇不会强烈反对他,因为鲍尔的改革让陆军更强大,给了总参谋部更多可打的牌。而且鲍尔本人不直接插手陆军的具体指挥,不威胁毛奇的权威。他只是在提供工具,至于怎么用这些工具是总参谋部的事。”
“更何况总参谋的军权来源是陛下,是陛下下放给他们的,陛下不签字总参谋部就不能上台说话。”
“提尔皮茨也不会反对。公海舰队需要新式战舰,需要更先进的火炮、装甲、动力系统,而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工业和技术支撑。”
“鲍尔推动的工业整合、技术研发,最终受益的是整个军工复合体,海军自然包括在内。而且鲍尔从未公开反对过舰队计划,他甚至在某些场合暗示过强大的海军是德国成为世界性帝国的必要条件。”
“至于其他的高级将领……他们中或许有人对鲍尔的平民出身不屑一顾,对某些新奇理念持怀疑态度。但当他们看到那些新装备在演习中的表现,看到年轻军官们对新战术的热情,看到皇帝陛下对鲍尔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还会坚决反对吗?”
“不,他们不会。他们会观望,会试探,会在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合作。因为鲍尔给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强大的军队,更先进的装备,更多的晋升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和地位。”
“那么,谁有理由反对鲍尔当宰相?真的反对,不是嘴上说说那种。”
“旧有的利益受损的文官系统?有一部分,但他们已经被鲍尔用总署这个新机构架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而且总署本身也吸收了不少不得志但有能力的文员,分化了他们。”
“保守的容克?他们当然不喜欢鲍尔的社会政策和改革,但他们的儿子、侄子可能在鲍尔的新军队里找到了前途。这种家族内部的利益分化,削弱了他们的反对力度。”
“某些传统行业的资本家?那些被新工业冲击的旧产业巨头?他们或许不满,但四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贴现公司、达姆施塔特银行都已经和鲍尔的工业整合计划深度绑定。资本是逐利的,当更大的利益摆在面前时,旧联盟很容易瓦解。”
“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他们警惕鲍尔的世俗化倾向,但鲍尔从未公开攻击宗教,他甚至在某些社会政策上争取了教会的支持,他本人又在梵蒂冈问题上选择了支持教皇,这层关系让鲍尔有了回旋余地。”
艾森巴赫数完了,摊开双手。
“你看,真正有力量的反对者其实不多。最激烈的可能是那些在工业整合中被边缘化的中小资本家,那些跟不上技术变革的传统行业业主,那些在总署崛起过程中失去权力的旧官僚。但这些人,分散、没有统一组织、缺乏真正的政治能量。”
“而支持者呢?陛下本人,军队的大部分年轻军官,新兴的工业和技术精英,总署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新贵集团,以及那些从社会福利改革中获益的工人和市民,这自然也包括了社民党的温和派。”
书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贝格曼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他需要酒精来消化老友这番分析。
“所以,如果陛下真的决定任命鲍尔,如果鲍尔真的想当这个宰相……其实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阻止?”
“能制造麻烦,能拖延,能讨价还价,能在他上台后掣肘。”
“但阻止他上台?难。尤其是如果陛下意志坚定,军队保持沉默或暗中支持,资本选择观望或合作的情况下。”
“议会里的反对派会闹,会抗议,会投不信任票。但陛下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现在民众的情绪,以鲍尔掌握的媒体资源,以总署能动员的选举机器……新选出的议会,还会是现在这个组成吗?”
“那我们呢?”贝格曼低声问,“你,我,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这样看着?”
艾森巴赫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厚重的窗帘。
“我会完成我的职责,如果陛下询问我的意见,我会如实陈述利弊。如果陛下决定任命鲍尔,我会尽我所能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至于你,约阿希姆,好好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吧。养花,逗孙子,打牌。这些事比政治干净得多,也长久得多。”
贝格曼看着老友,忽然明白了什么。
“你已经做出决定了,是吗?不是今晚,不是在这瓶酒喝完之前。而是更早。你已经在心里接受了这个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同了鲍尔当宰相的事情。”
艾森巴赫没有否认。他只是走回座位,慢慢坐下
“我讨厌他的一些做法,警惕他的许多理念,不信任他那套超越时代的知识来源。”
“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看到的未来或许正是帝国需要的未来。而我们这些老人已经看不清那么远了。”
“至于他能不能驾驭那个未来,会不会把帝国带向毁灭……那就是他需要证明的事了。而我的责任是在交出舵轮之前确保这艘船还没有偏离航道太远,并且给他一个相对平稳的海面。”
贝格曼知道,谈话到此结束了。老友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站起身,拿起大衣。
“保重身体,别真的死在办公桌上。”
“我会尽量。”艾森巴赫也站起来,送他到门口,“谢谢你来陪我喝酒,老伙计。”
“如果他真的上去了,帮我看紧点。别让那小子玩脱了。”
“我会的……”
第164章 护国主的……恩典?
沙勒罗瓦的早晨没有太阳。让-皮埃尔·杜蒙今年二十六岁,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岁。
十年前他还不是这样
那时他相信比利时是欧洲大陆上最自由、最进步的国家之一,相信努力工作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相信选举权和议会能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他不再相信任何事了。
让-皮埃尔排在队伍里,和其他人一样低着头,肩膀向前佝偻着,不是因为他驼背,而是因为这样能让身体在清晨的寒风里保存一点热量。
每个人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短暂停留,然后消失在更大的灰色里。
“杜蒙。”
工头站在井口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玻璃窗喊他。让-皮埃尔走了过去。
小屋里有炉子,煤烧得很旺,工头穿着羊毛大衣,脸颊红润。他面前的桌上摊着本子,手里拿着笔。
“昨天,巷道东侧第三支道,你那个小组的产量又下降了。”工头头也不抬地说。
“支道渗水,有塌方风险。我们花了两小时加固……”
“我不管你们花多少小时加固。”工头终于抬起头,“我只看最后送到地面的煤有多少吨。比定额少了百分之十五。”
“如果巷道塌了,人死了,产量是零。”
工头嗤笑一声:“杜蒙,你以为你是工程师?你以为你在议会里演讲?你是个矿工。你的工作是挖煤。如果巷道会塌,那是工程师的事,不是你的事。”
让-皮埃尔握紧了拳头。
“这个月工资扣百分之十。”工头低下头继续写,“再有下次,你就别来了。外面想顶替你的人能排到列日去。明白吗?”
让-皮埃尔没有说话。他转身离开小屋,走向井口,走向升降笼。铁笼的门在他面前哐当关上,然后开始下降,向着地心,向着黑暗,向着比地面上更彻底的寒冷。
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十年前他会争辩,会抗议,甚至在1910年大罢工时,他会站在队伍最前面,举着牌子,喊着口号。
那时他相信工会,相信社会党,相信议会里那些穿着体面西装、承诺要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先生们。
他相信了许多年。
直到去年冬天。
升降笼在黑暗中下降了四分钟。对让-皮埃尔来说,这四分钟是每天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地面上是寒冷和绝望,矿井下是黑暗和危险,只有在这下降的途中他能短暂地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看见的是妹妹玛丽的脸。
玛丽今年十九岁。她原本在沙勒罗瓦一家纺织厂做工,每天十二小时,工资是让-皮埃尔的一半。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工厂先是削减工资,然后裁员。玛丽是第一批被赶出来的。
“他们说等经济好转就叫我回去。”玛丽当时还笑着说,眼睛里有光,“让,别担心,我能在家里帮忙。妈妈需要人照顾,不是吗?”
妈妈确实需要人照顾。她有肺病,矿区的女人很多都有肺病,从洗丈夫和儿子沾满煤灰的衣服开始,从呼吸永远混着煤尘的空气开始。
但家里的帮忙不能让玛丽吃饱,更不能让全家人吃饱。
让-皮埃尔在矿井工作十四小时,拿回家的钱只够买最便宜的黑面包、土豆,偶尔有一点肥肉。
父亲十年前死在一次矿难里,尸体都没找全。
母亲需要吃药,药很贵。弟弟路易在街上游荡,有时能打点零工,更多时候是空手回家。
然后有一天,玛丽很晚才回来。
她换了一件裙子,不是她自己的,料子廉价但颜色鲜艳。她嘴唇上涂了口红,很鲜艳的颜色……
“我找到新工作了。”她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在一家咖啡馆。工资……还不错。”
让-皮埃尔知道那是什么咖啡馆。沙勒罗瓦东区有的是那种地方,灯光昏暗,女人坐在窗后,等着男人进来,用几个法郎换她们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
他想说话,想吼,想摔东西。但他看见玛丽裙子袖口露出的手腕,那么细,几乎能看见骨头的形状。他看见炉子上煮着的汤,水里漂着几片菜叶和土豆皮。他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的咳嗽声,撕心裂肺。
他什么也没说。
那晚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上煤灰染出的污迹。
他想起十年前自己投出的第一张选票,想起社会党的候选人在广场上演讲,说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说比利时的未来属于每一个劳动者。
全是骗子……
升降笼到底了。
门打开,黑暗扑面而来,是比地上黑夜更彻底的黑暗,只有矿灯的光束在其中切割出狭窄的通道。
空气是湿冷的,声音在这里变得沉闷,这里常年只有铁镐敲击岩石的叮当声,运煤车的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嘎吱声,还有远处巷道深处传来的、永远不停的水滴声。
让-皮埃尔的小组有五个人。他们彼此不说话,只是沉默地走向工作面的支道。说话消耗体力,而体力是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货币。
第三支道确实在渗水。岩壁上凝结着水珠,不时滴落,在地面的煤灰上砸出小小的坑。
支撑木看起来还算结实,但让-皮埃尔用手摸了摸,木头是湿的,已经开始发软。
再往上,岩层有裂缝,很细,但煤灰正在从那里被水带出来,像黑色的血。
“加固过了。”老约瑟夫说,他是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在井下四十年,“但水太大了,我看这巷道撑不过下周。”
“工头说只管挖煤。”让-皮埃尔说。
“工头在地面上,穿着大衣,烤着火,他当然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