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当什么乱臣贼子 第466节
就听裴元又问道,“还有统计豆田的事情,做到哪一步了?”
王敞听到这个又蹙起了眉头,叹气道,“事情恐怕没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说着王敞解释道,“民间的豆田好说,我已经让各地统计了田土数目承包上来,但是现在除了百姓的土地,仍有大量的土地掌握在藩王和卫所手中。”
“这些土地,官府很难干预,那些地方官员也招惹不起。这两者拥有的土地数目巨大,只要他们拿出一部分土地来栽种大豆,也足以对大豆的价格造成很大的冲击。”
裴元听了也觉得有些麻烦。
如果不能短暂对大豆形成垄断性的优势,那么裴元辛辛苦苦获得的大豆议价权就被大幅度削弱了。
那些藩王、卫所,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能搭上裴元的顺风车了。
那裴元可就吃亏吃大了。
裴元想到山东地界上那大大小小的藩王和卫所,也觉得是特么有些定体问。
山东现在最强的有两个藩系,一个是德王系,一个是鲁王系。
德王系除了德王,还有他的庶长子泰安王,庶三子济宁王。
鲁王系比较久远,除了鲁王之外还有镇野王,邹平王,安丘王,乐陵王,东瓯王,部城王,馆陶王,翼城王,归善王,滋阳王,阳信王。
德王系实力强横,力量集中。
鲁王系虽然在分封中实力变得零散,但是鲁王系和孔家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姻。
孔家同时又和大量的朝臣保持着联姻。
这让鲁王系虽然力量分散了,但是潜在的盟友力量却十分庞大。
另外还有在青州的衡藩,沂州的泾藩。
光这些王爷手中,就攥了大片的土地。
除此之外还有卫所。
卫所正儿八经有隶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卫所的耕地养活自己,本就是国朝初立时的政策。
虽说卫所的很多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了,但是仍旧不受地方管束。
裴元想了想,向王敞询问道,“现在山东有几个兵备道?”
王敞答道,“如今有武定兵备、济宁兵备、曹濮兵备,沂州兵备、临清兵备、青州兵备、登州分巡七道。”
兵备道是一级特殊的机构,作为和平时期以文制武的组织架构,兵备道的长官隶属于按察司,拥有对相关卫所的监察权和司法权。
后来随着文官越发强势,就连卫所的钱粮、屯田也能施加一点影响。
兵备道的官员,一般都挂个按察司副使或佥事的职务。
裴元觉得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做些文章,便向王敞询问道,“能不能把这几个兵备道的官员聚一聚,大家一块吃个饭?”
王敞知道裴元这是打算要亲自上阵说服这些人了。
他便道,“小事而已,下官就任之后,还没去山东按察使司看看,正好可以与千户同去。”
按察使司早期的时候还是很牛气的,因为担任监督的职责,又隶属都察院,是各地官员的爸爸。
宣德年间的时候,吏部右侍郎赵新巡抚江西的时候,曾经想去江西按察使司指导工作,结果被江西按察使司拦在门口,礼貌地问出了四个字,“你算老几?”
盖因江西按察使司虽然挂了个江西的名字,但却是隶属于都察院,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
大家都是中央出来的,你一个吏部右侍郎,凭什么管都察院的工作?
赵新无奈,只能灰溜溜的滚蛋。
后来,景泰四年,耿九畴以刑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陕西,结果也遇到了桀骜不驯的陕西按察使司。
耿九畴顿时绷不住了,哭着跑去找景泰皇帝,“陛下,你说句话啊。”
景泰皇帝懵逼之余能说什么?
踏马的,我一个藩王出身的皇帝,哪知道这个。
这、这定体问啊!
于是景泰皇帝就给耿九畴了一个左副都御史的官衔。
左副都御史乃是都察院的官儿,这样一来就有权过问按察使司的事务了。
等耿九畴再次来到陕西按察使司,那里的反骨仔们一看耿九畴那“刑部右侍郎”的官衔后面有个“+”号,于是好奇点开下拉菜单。
结果明晃晃的“左副都御史”几个字,闪瞎了按察使司官员们的狗眼。
从此以后,大明派出的巡抚、总督,都要随身带一个都御史的加衔。
这次王敞转任地方,可是特意加了右都御史的,因此把那几个兵备道的官员,找来并不是难事。
裴元想起山东的特殊长臂管辖权来,又向王敞说道,“对了,分管天津三卫和辽海东宁道的按察副使,也一块叫来吧。”
“程雷响有心控制天津三卫,现在正向天津左右卫渗透,我看看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
“辽东那边的子弟,有不少是当地的文武官员家里的,和辽海东宁道的关系千丝万缕,这个我也得设法理清楚。”
王敞说道,“这个好办,主管天津三卫的按察副使并未外出,主管辽海东宁道的按察副使巡视辽东去了,正好可以和那些辽东子弟一起坐船回来述职。”
裴元听着王敞的话,心中慢慢有了念头。
孤悬海外的辽东,似乎是个建立分基地的好地方啊。
如果自己能培养一批辽东进士,再把分管辽海东宁道的按察副使换上自己人,岂不就是打开了掌控辽东的钥匙?
只不过想要掌控辽东,就得先掌握山东备倭都司。
因为登莱水路是连接辽东的重要通道,而山东备倭都司手里有大量的战船,随时可以把这山东和辽东的联系掐断。
第390章 虚实省情
裴元想了想调任山东备倭都指挥使的时用,隐约记得这是个不爽快的。
当初为了让丁鸿调任徐州左卫,裴元设法把徐州左卫原本的指挥使时用,升迁去了山东备倭都司。
可是这货,不但磨磨蹭蹭的不肯把掌控徐州左卫的心腹抽调干净,还想白嫖这次升迁。
裴元大致也能估摸出时用的心思。
在徐州左卫做指挥使虽然地位低一些,但这名义上是个卫所,其实却是个经济单位。
船厂早期造船的时候,用料、人工按照“民七军三”的比例划分。
“民七”主要体现在船材木料上,像是运送漕粮常用的平底浅船,计算船底、梁头、龙口梁、使风梁、断水梁这些后,大约需要大中小楠木九根。
“军三”体现的就复杂了,什么鸡零狗碎的杂木料啊,脚夫、工匠银啊,皮条、宣打黄钉、攀头稍铁叶、草鞋、菜蔬、油灰、黄麻、粮食、铁锅、木桶、箍头绳,每一项都有明明白白的条目。
民七的木料,一般摊派到湖广、江西、四川等地木材资源丰富的农户身上,由农户解运到造船厂。
“军三”的报账就很灵活了……
所以说造船的大部分成本,都在为造船服役的民户身上。
从中经手的官员,就能从“军三”中结余一部分,落入自己的口袋。
后来因为百姓们运送木料不便,对造船的进度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大臣讨论了一圈,觉得老朱当年太瞎搞了。所以,他们拿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市场化吧!
于是成化十五年的时候,朝廷正式停止了征收实物和依靠服役造船的模式,将造船的事情市场化。
老百姓该负担的民料银子,折算为六十五两,由地方征收。
而军办部分,承担的份额,折算为三十五两,在朝廷采购船只的时候,从船价中折抵。
整体而言,就是原本是来料加工,卫所和各大造船厂以自身劳动付出,以及杂项开支,共同完成一艘船的建造。
现在变成了朝廷发给六十五两,让他们就近采买木料,然后直接等着要船就行了。
于是各大卫所和船厂的管事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子,就很,就很舍不得花。
管事们向市场学习,向市场看齐。
过了没多久,运河上浩浩荡荡的漕船,就从“檀木造”换成了“杉木造”。
“杉木造”的船只肯定不如“檀木造”的更结实耐用,漕船的毁坏频次,也大幅度的开始增加。
这件事引起了汹汹物议,朝廷表示要展开大讨论,一定要搞明白,朝廷的漕船到底是怎么了?!
各大造船的卫所和临清、清江、龙江这些造船厂管事们慌得一批,生怕会掉脑袋。
最后朝廷讨论的结果,却给他们开了个玩笑。
大臣们认为漕船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市场化的不够彻底,没有给漕船灵活的定价权,如果朝廷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漕船,放开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那么自然能买到更好的漕船。
于是关于此事的结果是:
——“今宜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庶军困少苏。”
——“诏从其议。”
于是在这场漕船大讨论后,一个念头就在各大造船厂和沿河卫所的指挥使们脑海中盘旋。
如果用“杉木造”替代“檀木造”还能加价二十两,那么“松木造”是不是更有前景和想象空间呢?
他们彷佛看到了一幅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
——政府采购的下沉市场,仍旧是一片蓝海啊。
徐州左卫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卫所,分包着临清造船厂和清江造船厂的不少业务,上上下下努力工作一年,刨除掉各类开支,至少能有四五千两银子的净利。
而山东备倭都司那边,官职虽然调高了一级,但是没有太多油水,而且最近倭患频繁爆发,时不时就有倭寇占据外海的小岛,向内陆伺机而动。
一旦被倭寇上岸,袭击了重要的村镇,那恐怕升官得来的都指挥使,立刻就干到头了。
裴元揣摩着时用当时那纠结复杂的心理,给出了一个很接近事实的判断。
这个时用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权位带来的虚荣不是很看重,而是很贪财。
如果自己能给他提供权力变现的机会,或许就能影响山东备倭都司的决策。
以后要经略辽东,就必须要将那些时常出没在海疆的倭寇赶走,那样才能确保畅通的运输。
这又和自己把山东备倭都司赶到海上去的大战略,不谋而合。
裴元想着,对盘活山东这盘棋,稍微多了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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