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大唐写日记，李二破防了！ 第122节

　　“至于你说的‘不生产、不交税’，朕也有考量。”

　　“寺庙的田产，多是前朝遗留或善男信女捐赠，并非强占。”

　　“他们不服徭役，是因为僧人本就该潜心修行，若让他们去修长城、挖运河，反倒违背了教化之本。”

　　“但朕给的特权，是有底线的——他们可以修行、可以教化、可以救济，但绝不能借着特权作恶，更不能凌驾于律法之上！”

　　“兴教寺的错，不是错在有特权，是错在滥用特权，那些官员的错，不是错在敬畏佛门，是错在纵容恶僧、无视百姓疾苦。”

　　李世民的目光锐利起来，“朕今日拿兴教寺开刀，既是清算恶僧，也是给天下寺庙立规矩：特权是朕给的，朕能给，就能收，佛法是用来劝善的，不是用来作恶的。”

　　“年轻，有锐气，看不惯不公之事，这很好。”

　　“但治理天下，不能只凭一腔怒火，要懂得‘取舍’与‘平衡’。”

　　“朕给寺庙特权，不是让他们吸血，是让他们成为大唐江山的‘辅翼’，朕整治恶僧，也不是要废除佛门，是要砍掉‘毒枝’，让主干长得更稳。”

　　“你觉得他们是吸血虫，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兴教寺这一只。”

　　“等你跟着御史台查案，就会发现，长安城里还有不少寺庙，真正在修行、在做善事。”

　　“若朕听你的，一刀切取消所有寺庙特权，那些做善事的和尚怎么办？那些靠寺庙粥棚活命的百姓怎么办？”

　　程处默还是不服：“先秦没有佛教不也好好的？佛教真本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什么灭佛？”

　　“之前的例子证明，这些秃驴不是好人，至少坏人很多。”

　　李世民闻言非但不恼，反而笑了：

　　“你倒还读了些史，没白让你跟着李承乾念书。”

　　“可史书要读活，不能只看‘灭佛’两个字，得看背后的‘时’与‘势’。”

　　李世民身子微微前倾，语气沉缓如谈兵论政：

　　“拓跋焘灭佛，是因为当时佛教势力已经疯长到骑在皇权头上了。”

　　“数十万僧尼占着天下三分之一的田，不交税却蓄私兵，连兵器都藏在寺里，跟地方豪强勾结着抗命。”

　　“他那时要打柔然、平北凉，缺兵缺粮，佛教就是拦路的猛虎，不杀不行。”

　　“可你看他死后呢？文成帝立马复佛，为什么？因为灭佛太狠，百姓没了精神依托，流民又开始闹事，朝廷扛不住这份动荡。”

　　“再说说先秦！”

　　李世民手指叩了叩御案，“先秦疆土就中原那片，百姓都是华夏同族，周公制礼、孔孟说仁，一套教化就够用了。”

　　“可如今大唐呢？东起辽东，西到西域，南至岭南，多少异族百姓归附？”

　　“吐蕃人信佛，天竺人敬佛，连高句丽的贵族都供着佛像。”

第108章 起来重新睡！

　　“你把佛教禁了，这些人怎么看朕？觉得朕容不下他们的信仰，轻则断了通商，重则起兵作乱，这江山还稳不稳？”

　　“拓跋焘是‘乱世用重典’，朕是‘治世求平衡’。”

　　“他那会儿要的是‘活下去’，朕这会儿要的是‘活得稳’。”

　　“佛教要是真像你说的全是吸血虫，北魏灭了就该绝了，怎么还能传到大唐？”

　　“关键在‘管’——管好了，它就是安抚民心的缰绳，管不好，才是噬人的猛虎。”

　　“朕现在查兴教寺、立规制，就是在‘管’，不是在‘养’。”

　　“至于你说‘坏人多’。”李世民笑了笑，“哪行哪业没坏人？官吏里有贪赃的，将士里有怯战的，难道朕要把官全罢了、兵全散了？”

　　“治世不是挑着沙子扔，是把沙子里的金子筛出来，把烂泥铲出去。”

　　这些大道理，程处默说不过李世民。

　　但程处默就是不服气。

　　就是对佛门没有好感，自己也不信佛。

　　“普通人需要一个寄托，那些达官显贵，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

　　李世民看着程处默梗着脖子的模样，眼底笑意更浓：

　　“你这小子，倒也不算瞎猜——确实有不少达官显贵，是亏心事做多了，才想着捐钱给寺庙、求佛赎罪。”

　　李世民指尖轻轻叩着御案，语气带着几分看透世事的通透：

　　“那些手握重权、家财万贯的勋贵官员，谁的脚下没沾过泥？”

　　“有的是争权夺利时踩过别人的尸骨，有的是贪墨赋税时刮过百姓的油水，有的是处置政务时草菅过人命。”

　　“夜里睡不着觉，怕报应、怕清算，便想着给寺庙捐些金银、修几座佛堂，求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心理安慰。”

　　“可这只是其一。”

　　李世民话锋一转，目光扫过殿外，仿佛能看到长安城里那些鳞次栉比的王府与寺院：

　　“其二，是为了政治表态。朕优待佛门、推崇教化，他们便跟着信佛捐钱，这是告诉朕：‘陛下，臣与朝廷同心同德，拥护您的治国之道’。”

　　“这不是单纯的信仰，是向皇权表忠心的手段——捐的钱越多，越显得他们拥护朕的政策，越能让朕放心。”

　　“其三，是为了体面与社交。”

　　李世民笑了笑，语气里多了几分世俗的通透，“长安城里的勋贵圈子，都以捐佛为雅事。”

　　“你捐一座佛堂，我修一座禅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互相联络的由头。”

　　“今日在兴善寺听经，明日在普济寺捐斋，借着佛事聚在一起，聊的是朝政、论的是人脉，这寺庙，早成了他们的‘第二朝堂’。”

　　“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李世民语气缓和下来，“并非所有权贵捐钱都是为了赎罪或谋利。”

　　“有些老臣，征战半生，见惯了生死，晚年信佛是真的想求个清净。”

　　“有些贵妇，慈悲心肠，捐钱是为了让寺庙多熬些粥、多救些人——就像你阿娘，不也常给城西普济寺捐布料，让和尚们给流民做衣裳？”

　　李世民重回帝王的治理视角：“朕不管他们是真心信佛，还是假意赎罪，关键在‘管得住’。”

　　“他们捐钱可以，但不能借着捐佛的名头侵占田产、逃避赋税。”

　　“他们信佛可以，但不能勾结恶僧、干预政务。”

　　“兴教寺之所以敢如此放肆，不就是因为有几个勋贵给他们当靠山，捐钱之后便借着佛门的幌子作恶？”

　　“所以朕要查兴教寺，不仅要查恶僧，还要查那些给他们撑腰的权贵。”

　　李世民的目光锐利起来，“捐钱是善举，但若借着善举作恶，那便是罪上加罪！”

　　“朕要让他们知道，信佛救不了作恶的人，捐钱也买不来免罪符——大唐的律法，才是真正的‘护身符’。”

　　李世民看向程处默，语气带着几分引导：

　　“你不信佛，是你的本心，朕不勉强。”

　　“但你要明白，达官显贵信佛捐钱，本质上也是一种‘平衡’——他们用钱财换心安，朝廷用包容换稳定，只要不越界、不作恶，这便是双赢。”

　　“朕要的，不是让所有人都信佛，是让信仰成为安稳江山的助力，而不是作恶的遮羞布。”

　　李世民最后一句话，字字千钧，“这就像治水，堵不如疏，管不如导——兴教寺是‘堵’住的祸水，而规范信仰、引导善举，才是‘疏’通的长久之策。”

　　程处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他依旧不信佛，对那些捐钱的权贵也没什么好感，但李世民的话，却让他隐约明白：

　　帝王看事情，从来不是看“对不对”，而是看“合不合适”“稳不稳定”。

　　这便是治理天下的门道，也是他如今还不懂的权衡之术。

　　程处默攥了攥拳头，忽然往前凑了半步，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直白，没什么拐弯抹角：

　　“陛下，臣还有一事求奏！”

　　李世民挑眉看他：“哦？刚教训完，又有什么新想法？”

　　“不是新想法，是查案的刚需！”

　　程处默语气笃定，“兴教寺的案子牵扯高利贷、勾结权贵，说不定还有暗地往来的勾当，这些人白天藏得严实，夜里才敢露头。”

　　“还有些受害百姓，怕被和尚报复，只敢晚上悄悄见面。”

　　“要是按寻常宵禁规矩，天一黑就得出坊，好多线索肯定抓不住！”

　　程处默转头看了眼房遗爱，房遗爱也反应过来，连忙附和：“陛下，他说得对！”

　　程处默接着道：“臣想求陛下赐个凭证，让臣和房遗爱，能在查案期间不受宵禁限制。”

　　“该去哪查就去哪，撞见武侯也能顺利通行，不至于被拦着耽误事。”

　　李世民闻言，若有所思地摩挲着御案边缘：

　　“你倒想得周全，宵禁是为了安稳市井，但若为查案所困，反倒成了阻碍。”

　　抬头看向张阿难，“去内库取两块鎏金铜牌来，正面刻‘贞观查案’，背面刻朕的私印，再附一张敕令，写明仅限兴教寺案相关事宜，不得滥用。”

　　张阿难连忙躬身应道：“是陛下！”

　　不多时，张阿难捧着两块手掌大小的鎏金铜牌进来，铜牌金光闪闪，正面“贞观查案”四字遒劲有力，背面是李世民的“世民”私印，还附带一张盖了中书省印章的敕令。

　　李世民拿起一块递给程处默，另一块递给房遗爱：

　　“这铜牌就是你们的通行凭证，武侯见了便知是朕特许。”

　　“但朕丑话说在前面——仅限查兴教寺的案子，不得借着特权夜里游荡、寻衅滋事，案子一结，即刻把铜牌交还内库，敢私藏或滥用，朕定不饶你们！”

　　程处默接过铜牌，入手沉甸甸的，冰凉的金属触感带着皇家的威严，他连忙躬身行礼：

　　“谢陛下！臣保证只用在查案上，绝不敢滥用半分！”

　　房遗爱也紧紧攥着铜牌，脸上满是兴奋：“臣遵旨！定不辜负陛下信任！”

　　李世民摆了摆手：“去吧，你们过去跟着御史大夫，好好看、好好学，别总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查案靠的是证据和脑子，不是蛮力。”

　　“臣遵旨！”两人再次行礼，转身退出两仪殿。

　　走出殿门，晨光正好，程处默把铜牌揣进怀里，拍了拍胸口，对房遗爱道：“有这东西，夜里就能放开手脚查了！”

　　房遗爱也摩挲着铜牌，笑道：“还是陛下英明！”

　　“今天晚上出来一下。”程处默和房遗爱勾肩搭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