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明君 第256节

　　本身很简单，没什么争论的余地，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都是日讲官排的，具体审核跟释意，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

　　今日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陈栋、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以及做礼法上的铺垫。

　　无后为大嘛。

　　皇帝十二岁了，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

　　如果要选妃，提前个一年多，十四岁大婚，那么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

　　如果急著亲政，那么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也不是不行。

　　至于说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隐瞒父母，那么陛下为了留后，做些权变，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礼之权也”。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也没提什么意见，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上来。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

　　按理来说，如此君臣和谐，皇帝意会了，就该感动一番，赏赐点什么东西表表态，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大婚才是。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

　　不然怎么说非得阁老出面，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国朝本源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么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

　　但凡说错一句话，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朱翊钧的目光，扫过一众经筵官。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为难，朱翊钧自然知道，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

　　这话明著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著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别问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

　　过了好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国朝阴骘下民，复帱无极，乃以家始，体而推之，是有万民亲亲。”

　　“陛下为国朝君父，内节皇亲，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著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著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截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创建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批判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拨乱反正。

　　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严饬各级官府，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奠定胜局。

　　这就是新党创建的基础。

　　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创建的新党，对皇帝如今的动作，实在太熟悉了。

　　这一次次学业考成，一场场经筵问答，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经筵录》。

　　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简直无所遁形。

　　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矫枉过正——外儒内法这种事，他不愿挑破。

　　可惜，朱翊钧却不这么想。

　　他直勾勾看著张居正，继续追问道：“先生，既然国君身为君父，何以改朝换代？”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

　　所以，改朝换代后，后朝凭什么能得到承认呢？

　　如果是因为无道，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