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明君 第304节

　　“是故，这是学术正宗与学贼之争，而非禁讲学与否之考量。”

　　“陛下如今禁讲止学，便是混淆了此事之区别，以我观通政司诸多小人所撰之新报，当是受了学贼李贽之辈的蛊惑！”

　　“……”

　　不是学术不好，也不是讲学不好，是因为外边的讲学不正宗啊！

　　如今的流派，都是篡改了经学源流，才会夸夸其谈，不干事实，王阳明、朱熹复生看了都得摇头。

　　顾宪成学贯心、理两学，对儒门正宗最有发言权了——王夫子遇到朱夫子，两人的学问学到深处都是商量好的，一个“由修入悟”，一个“由悟入修”；一个“即修即悟”，一个“即悟即修”，但是在“至道”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都化作了顾宪成的资粮呢！

　　所以，他顾宪成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做官必须讲究能学能政，道德十分高尚。

　　这样的君子做了官，讲学不是正好整饬世风，散播道德吗？怎么可以禁止呢？

　　所以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讲学，而是尽快让他顾宪成来正本清源才对。

　　顾宪成吐音清亮，白衣胜雪。

　　随著举手投足之间，广袖鼓风，直欲飘然而去。

　　台下不知多少人看得心驰神往。

　　哪怕是站在二楼房间处居高临下看到这一幕的朱翊钧，也不由暗赞一声好卖相，与王世贞几乎不相上下。

　　朱翊钧看了一眼身侧的李贽，笑道：“李卿，人家说你是学贼，一面借著何用庆的渠道蛊惑朕，一面把持新报散播妖言呢，你还有何话讲？”

　　何用庆因为新报的事情，可没少遭弹劾。

　　这段时间下来终于熬不住，趁著正旦的功夫跑路了，也被某些人视为一大战果。

　　而李贽作为新报主要负责人，自然也是跑不掉的。

　　朱翊钧此来是临时起意，本来没想叫别人，毕竟是正月休沐，还是要让人陪陪家人的。

　　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李贽仍是孤身在京，这才遣人给他叫了过来。

　　李贽离皇帝一个身位，探头看著下方。

　　听见皇帝的话后，他面色不改：“陛下，他说得固然对，我确是学贼，然也不对，我并无蛊惑外人之心。”

　　“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

　　“这本就是陛下答应我的。”

　　既然说我是学贼，那就当我是学贼吧。

　　我做自己的学问，哪里管你什么源流正宗呢？

　　我心中所想，就是属于自己的正宗。

　　至于散播妖言？那是皇帝让通政司刊载出来给人看的，怎么没见有人面刺皇帝去？

　　他的头发长起来后，面相比光头时期看起来和蔼很多，不过话里话外的狂生劲，还是半分没少。

　　李贽如今挨顾宪成的骂，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年里，李贽写了不少荒唐文章。

　　接手新报第一篇，便是论道德与利益。

　　大放厥词说什么只有计较利益，才能伸张道，否则道德就只是挂在嘴边的鼻涕，天天有天天擤，最后还是只能甩在地上。

　　当然，这是白话版本，单独刊发的文章，还是比较文雅的——“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李贽将利放在了义面前，还毫不遮掩，自然引来不少非议。

　　当时立刻就有人将李贽这篇文章举办了，可惜何用庆到各基层衙门打好了招呼，生生包庇了下来。

　　这也是顾宪成论述道德重要性的时候，带上了李贽的缘故——道德崩坏，就是李贽这些人害的。

　　除此之外，李贽又替皇帝完善了善恶说。

　　【人之善恶，初无定质；世之道德，亦无定论。

　　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子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子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何者？道德之定论，乃抽象万民之共识也；万民之共识，利益之所趋同也；利益之趋同，世界之所化生也。

　　是故，道德，乃世界派生，生发于心，本有也。】

　　用新报上的白话来说就是，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基于历史演进，并由所有人的过往人生经历、现有生活水平、共同利益追求，所抽象出来的聚合体。

　　而个人想致良知怎么办呢？

　　就只能牢牢根植于时代的发展，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天下万民的利益保持一致。

　　反之而言，哪怕是圣人的话，也不过圣人所处的时代好使，并不能作为“万事之言论”。

　　这就是李贽对良知现成派的自我修正，良知循世派。

　　道德既然是基于现实派生，根植于时代，这就意味著个人的知行合一，只能在社会中进行，而不是在世外桃源，也不是在四书五经中，更不是在心里——避世，为脱离道德聚合体，回归原始；念经，以往不谏，无益于良知；悟道，脱离现实，脑中空想。

　　不用说，这说法肯定是捅马蜂窝的。

　　这跟如今的几大主流，无论是程朱，还是王阳前学，乃至王阳后学、复古派、归一派，都格格不入。

　　更是得罪了一大票热爱空谈良知，喜欢陈说道德，亦或是归隐顿悟的士大夫。

　　听说第二天李贽就差点被打了。

　　要不是他会点拳脚功夫，躺地上的就要换人了。

　　这篇文章之后，后面越来越过分。

　　有诽谤经典的，譬如“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儒家经典？道学家们的谈资，伪善之人的遮羞布罢了。

　　有贬损圣人的，譬如“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盖大圣人之识见度量，总若此矣”——圣人？还行吧，跟我五五开。

　　还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论述，什么女子地位之低下，在乎权力之不平衡，权力之不平衡，同样乃时代派生，现实演进，一如士农工商之分、一如直隶各府与顺天府，本质无区别云云。

　　总之，产出的内容很多，就没有主流的东西。

　　不少文章哪怕是朱翊钧看了都摇头欲驳，更不要说儒家卫道士了。

　　朱翊钧想到这里，看著李贽摇了摇头：“卿倒是快乐自己、满不在乎，别人可是特意冲着你来的。”

　　李贽有洁癖，站得离皇帝不算近，又听著下方顾宪成的论述，一时没回过神。

　　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不甚在乎地回道：“此人学问泛泛，火候尚浅，不足为虑。”

　　朱翊钧忍不住白了李贽一眼。

　　这厮是真不知道自己这阵子得罪了多少人，还以为顾宪成只是顾宪成呢？

　　“若是如此，那他的报社，乃至这几日的文会，可没资格办起来，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捧场了。”朱翊钧难得解释了一句。

　　学术之争，历来的激烈程度，都不低的。

　　怎么可能任由李贽离经叛道了一年余，还没有反应。

　　历史上李贽怎么被逼死的？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而今在朱翊钧的影响下，李贽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噬自然如期而至。

　　顾宪成为什么前月大谈复古，正旦开坛讲中庸，今日文会说道德？

　　背后可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家呢。

　　这就是大世之争，谁都想开宗立派，立地成圣。

　　每一种思潮的兴起，都是有土壤的。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正是这种秩序失范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

　　而饱受诟病禁锢人伦的朱子理学同样如此。

　　彼时，民间一片衣冠南渡的萎靡，朝廷中弥漫因循的政治风气，皇帝堂皇高居，一味异论相搅。

　　正是有感于“天理不明、人欲横流，公平正大形同虚设”，才有了朱子理学兴起的土壤——正如《宋元学案》所言，朱熹正是在“综罗百代”中完成了巨大的思想创造任务。

　　当然，学说的兴起是一码事，至于后面怎么走了样，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同样如此的，还有王学。

　　当时对理学盛行带来的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缺乏个性所不满的，可不是独一王阳明，在其之前，就有陆九渊、陈献章等人声讨，理学“外求过甚，抹煞本我”几乎是彼时的主流共识。

　　其后才有了心学的应运而生。

　　当然，解放自我这杆大旗，王阳明举得，士大夫一样也能举得。

　　王夫子都说了，要内求，我觉得我做得对，那就是对的，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

　　有权的人放飞自我后，世风自然日下——“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邀矣。”

　　到了嘉靖年间就开始普遍奢靡、违制，“今贵臣大家，争为侈靡，众庶仿效，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偕凌遍。”

　　隆庆年间，风气更是弥漫到普通读书人之间了，“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

　　导淫得理直气壮，问就是心无外求。

　　到了今天，有识之士则感慨已经难以挽回了——“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这就是儒林的乱世。

　　乱世是要出圣位的，一如朱熹、王阳明。

　　亦或者……历史上的东林先生。

　　这就叫应运而生。

　　其中牵扯了不知道多少大儒、老学究、士大夫、文坛泰斗。

　　他们是真的伤情于道德毁丧，忧惧于世风日下，同样也是真心想来一场道德重塑，救大明朝于水火。

　　自然也是真的信奉自己的学问，厌恶离经叛道的异端——儒学框架内的自救，率先就要排除掉砸锅的一派。

　　下方的顾宪成还在滔滔不绝。

　　又说回为官之后，应当如何做学术，如何正本清源。

　　“……是故，正学说当先破邪说乱道，以澄君心，饬风尚，清道德。”

　　“其四，乃曰复古。”